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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晓雅:西方犯罪学视阈下的贪污贿赂犯罪原因研究

更新时间:2014-01-09 11:15:16
作者: 付晓雅  

    

   【摘要】在与亲密群体的交往中,公职人员学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态度和动机;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之间的不相适应,导致公职人员紧张情绪的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心理不平衡加剧是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动因;为了顺利地实施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人运用了将自身行为合理化的中和技术,减轻了对自身行为的罪恶感,瓦解其心理防线,强化犯罪心理,从而顺利实施犯罪。

   【关键词】不同交往;紧张;相对剥夺;中和技术

    

   贪污贿赂犯罪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中的顽疾,它不仅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也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党的十八大郑重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我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内因和外因,也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为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总体观之,我国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原因的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相关解析多是列举式的,这种研究现状很难为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提供科学的指引。西方犯罪学罪因理论研究历史悠久,流派众多,成果丰硕,很多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贪污贿赂犯罪,本文拟以西方犯罪学部分理论为视角,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进行的解析,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此类犯罪问题的重视。

    

   一、不同交往理论---与亲密群体的交往中学会了贪污贿赂犯罪

   不同交往理论由美国现代最著名的犯罪学家萨瑟兰提出,在他的《犯罪学原理》中,他把这一理论概括为九个命题。主要包括,犯罪行为是学习得来的;犯罪行为是在交往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而习得的;对犯罪行为学习的主要部分发生在亲密的群体中;犯罪行为的学习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犯罪的技术,二是动机、内驱力、合理化和态度的特定方向等。[1]

   美国心理学家班都拉用“社会学习”来概括这种现象。他认为,个人的犯罪行为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通过观察犯罪行为而学习获得;人们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深受社会环境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并不是生来就知道犯罪行为的全部技能,而必须学习这些技能。通过观察学习和亲身经历两种方式获得违法犯罪的方式和模式。一定的环境前提会增加以后违法犯罪行为方式的可能性。[2]也就是说,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外在环境是“鼓动者”,其中之一为示范性鼓动者,即在他人的示范性作用之下发生的。

   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考夫卡和勒温等人则把环境或个人看做是一种整体的存在,任何具体的心理和事件都在这个整体的制约下发生和变化[3]。人在职场当中,自然需要遵守职场的规则,当个体处于群体之中,其个人特性通过群体成员个体加工融合为一种群体心理,并积淀为一种群体心理环境。它是群体成员通过模仿、暗示、顺从等心理影响,使成员行为趋于一致。群体是一种形态,群体中客观的人际交往,为不同成员表达个体态度创造了条件。在犯罪群体和亚文化群体中,往往充斥着大量与法律或主流文化相悖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客观的人际互动、对群体的依赖,促进了不同个体态度与行为的相互学习,激活了个体潜在的犯罪意向。[4]

   不同交往理论能够用来解释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贪污贿赂犯罪人并非天生而来,贪污贿赂犯罪也并非一蹴而就。相反,很多公职人员在刚刚参加工作时,也都怀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一定的成绩,这也是他们时常得到提拔重用的原因。但后来他们却堕落成为腐败分子,这其中有自己的主观因素,也有社会氛围,即周围环境特别是官场文化和潜规则的消极影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受到官场亚文化的影响,一些公职人员逐渐向歪风邪气妥协,违法犯罪,或与其他犯罪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坑害国家利益。原湖南郴州宣传部长樊甲生犯罪后说:“在县里任职时,我坚持逢年过节不收礼,建设项目不打招呼……,到市里任职后,开始我仍然坚持这些自己定的原则,但一段时间后,发觉自己这样做,生活圈子会越来越小,工作圈子里的人也觉得你不近人情,与一些领导的关系也不便沟通。”最终他没能守住原则,从逢年过节收礼到来者不拒,对领导也由不送礼发展到送礼金。“工程领域都是这样,大家都在‘拿’,也没有什么后果,我就在诱惑下随了大流。”这是被称为“绿化贪官”的重庆江北区绿化工程处的罗开静的抱怨。而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则说:“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进而他十分错误地认为:“人人皆醉,不能唯我独醒;多人皆腐,不能唯我独廉。”这些话虽然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但也道出了很多公务人员犯罪的外在原因。即在交往中,在与亲密群体(同事、领导)的频繁接触中,不少职人员逐渐接受了亲密群体的犯罪态度,学会了犯罪的手段,增强了犯罪的内驱力。当外界的影响作用超过了内在的信仰时,态度便无法决定行为,当个体与周围的人不太一样时会感觉不舒服,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是客观存在的。[5] 在群体的影响或压力下,个体时常会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违背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言论、行为保持与群体一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去适应社会。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中,在金融、建筑、组织人事等领域往往一带一串,一挖一窝。[6]犯罪分子心照不宣,你行我效,互相学习,这便是不同交往理论最好的注脚。

   另一个印证不同交往理论的现象是贪污贿赂犯罪的年轻化。据资料显示,2005年至2010年间,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35岁以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占立案总数的12.9%。2005年至2010年,浙江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35周岁以下的有230人,占总数的16.03%。从江苏省丰县检察院近几年办案情况来看,40岁以下干部犯罪的比例已高达57%,其中35岁以下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达61.1%。[7]更该引起重视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李继华的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自1998年至2000年10月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该检察院反贪局查处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占查办案件总数的17.6%,他们犯罪时的平均年龄只有25.6岁,据此,他提出了“26岁腐败现象”。年轻的公职人员,才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本该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但是他们却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成为令人不耻的罪犯,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与同事、领导交往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了权钱交易的行径,逐渐接受了公权私用的错误观念,形成了以权谋私的动机,最终陷入贪污贿赂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

    

   二、紧张理论

   紧张理论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其中默顿的失范理论最为有名。默顿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针对犯罪原因,他提出:获取财富和合法手段在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中是不同的,尽管社会认可的成功目标在整个社会中是一致的,但是达到真正成功的合法手段却因阶层和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别。当人们无法通过合法的手段实现社会承认的成功目标时,就会产生挫折感、愤怒等紧张情绪,这种紧张情绪在那些缺乏合法机会的人中造成一种失范状态,使他们有可能用犯罪或手段去实现成功的目标。[8]

   默顿认为,个人的许多欲望并不一定是“自然的”,而是“文化引起的”,根据默顿的观点,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有两个特征。一是确立目标。任何社会的文化都确立一些它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鼓励每个社会成员为追求这种目标而奋斗。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文化的不同,这种目标的内容可能有时不同,但是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有这样的目标。在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目标是获取财富,人们通常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看成是个人的价值观和长处,并且给那些有大量财富的人以很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9]二是社会的文化都以规范、制度等形式规定了达到目标的手段。所有的人都应该利用这样的手段达到目标。这些手段是以文化中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中规定的手段具有强制性,如果不按这种手段去做,就有可能产生越轨行为构成犯罪。根据默顿的观点,当社会成员接受文化上确定的目标,并且能够用制度性手段去达到目标时,就不会产生紧张及越轨行为。但是当个人无法利用制度性手段去达到目标时,就会在传统目标与制度性手段之间产生失调现象或不平衡状态,此即为默顿所称的“失范”。在这种“失范”状态下,个体体验到心理压力或者失范性紧张,这样的人就会采取一些社会适应方式来缓解压力或者紧张。其中最常见的适应方式为“创新”,即接受社会认可的目标,但是拒绝使用制度性手段去实现目标的适应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手段,包括采用违法犯罪的手段。许多犯罪就是采取这种适应方式的结果。当一个年轻人渴望获得财富和名声,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和地位而认为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实现时,就产生这类紧张。

   另一个有影响的紧张理论是相对剥夺理论,也称相对贫困理论。该理论由朱迪斯·布劳和彼得·布劳夫妇提出来的。长期以来,犯罪学家们一致认为,收入不平等有助于对紧张与犯罪率的认识。布劳夫妇将失范观点和社会解组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相对剥夺理论。其基本观点认为,那些和富人一起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下层阶级成员,最终会产生一种不公平感和不满意感,即相对剥夺感。集体性的社会不公感与收入不平等直接有关,这种社会不公感会在穷人与富人相邻的社区产生。受到相对剥夺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被激怒,并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来发泄他们的敌意。[10]可见,相对剥夺通过比较而产生,一般人评价自己生活的好坏,并不是根据客观的条件,而是和周围的人相比较。但是人们在塑造自己行为,形成各种态度时,所取向的常常不是自己的群体,而是别的群体。[11]周围的人就构成所谓的参照群体。[12]

   默顿的失范理论和布劳等人的相对贫困理论非常适合解释下层犯罪。因为在下层阶级群体中的紧张是极为严重的。但是紧张理论能否解释贪污贿赂犯罪呢?一些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并获得了肯定的结论。认为它同样可以解释上层社会中的精英犯罪,诸如贪污贿赂罪。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阿格纽认为,即使对最富有的美国富人而言,如果他们不能实现“无限制的目标”时,他们也可能感到紧张。不管人们的富裕程度如何,当他们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很高以致使他们不可能实现时,通常都会感到紧张,一些富翁把自己与那些获得更大成功的同辈朋友进行比较后,也会产生相对贫困心理,产生紧张情绪、也会使用非法的手段实现自己“不现实”的成功目标。[13]奥斯丁和赫伯特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相对剥夺的确是相对的,人们对相对剥夺的认识几乎与经济和社会现实无关。个体总是习惯于将自己与那些收入高、享受多的个体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产生不公平感甚至愤怒感。由于相对剥夺而产生的紧张情绪如影随形,为缓解紧张情绪,实施越轨和犯罪行为便不足为怪。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货币拜物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国的文化目标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功利色彩。在市场经济观念的作用下,金钱至上思想逐渐被繁衍出来,占有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主要标尺。在这种文化目标的指引下,为了获取财富,一些人选择了违法犯罪的手段,这也就是默顿所说的“创新”。一些公务人员同样难逃这个魔咒。而且由于他们一般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因而对成功的渴望较普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国公务人员的待遇并不高。据201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湖南、湖北三省万名公务员年工资收入平均比企业员工高3700余元。71%的科级公务员年收入在2.5万至4万元之间;48.7%的副处级公务员年收入在4万到5万元之间;正处级公务员中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占56.2%。[14]可见,希冀通过合法的工薪收入很难实现成功的目标。不能通过合法方式和手段获取财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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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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