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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定东: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

更新时间:2005-06-14 01:11:06
作者: 赵定东  

  

  内容摘要:千年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六次重要的社会转型,文章以国家定位、治理体制和社会结构三者的关系为主线通过梳理和对比分析,认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表现在:第一,治理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一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张力。因此其社会转型具有“突变”性;第二,社会发展道路上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的矛盾。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体制的“东方化”和现代化实现路径的“西化”矛盾,二是文化的“西化”与社会结构的“东方化”矛盾,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摇摆不定性特征。第三,在国家定位上存在着帝国意识膨胀与自身实力欠缺的冲突。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源的垄断而导致的形式上的强大缺乏社会后劲的支持,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特征。

  

  关键词:俄罗斯 社会转型 历史动态轨迹

  

  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一定的历史变迁轨迹。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形成和突变形式,既是一个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阶段,又是解释一个社会现状与未来的重要分析路径。目前学界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取向,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的自身定位分析范式。这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又立足于各自对“社会转型”概念界定的不同认识。[1]在本文的分析中,社会转型其实就是一种“质向突破”,是总体性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一般而言,社会转型具有二种实现的形式:一是以阶级斗争为中轴的社会转型;一是以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为中轴的社会转型。二者既有明显的差异,又有相同之处。其共同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第一,都是发轫于社会变迁过程中且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客观态势;第二,都是社会结构、治理体制的全方位新旧变革;第三,转型的结果都将具有导致改变历史进程方向的社会变动;第四,它们都是具有特殊内容的社会变革。二者的区别是,以阶级斗争为中轴的社会转型是阶级社会实现社会形态转变的重要形式,它主要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并通过政治集团或党派斗争的实践来改变原有社会政权的性质;理性化为中轴的社会转型主要通过科技理性的力量和“精英”合理化决策导向,在不改变原社会形态的范围内实行有计划、有步骤、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合的社会结构系统的转换[2]。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理性化为中轴的社会转型占据了主流。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突变模式和渐进模式。

  

  社会转型研究是社会学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其中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研究又当是重中之重。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研究于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可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比较和借鉴,从而为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经验准备良好的脚本,更重要的是它凸显了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为丰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提供了极好的个案。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史上有六次重要的社会转型,这六次转型有何异同?有无一定的历史规律可寻?何以理解当代俄罗斯社会?俄罗斯社会转型属于何种类型等等是展开俄罗斯社会转型研究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的分析也力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以国家定位、治理体制和社会结构三者的关系为主线对此做出一定的概括和检视。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立足文献基础上的“理想类型”解释。

  

  一 剑指一统:罗斯受洗的历史地位

  

  俄罗斯是千年古国。在远古水草茂盛的伏尔加河流域孕育了俄罗斯民族。其祖先斯拉夫人从公元6世纪起开始分化为东、南、西三部,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德涅斯特和第聂伯河两河的下游之间和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东的地区,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经济,它是俄罗斯民族的原体。罗斯国家形成于882年,由当时的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完成,他沿德涅伯河南下征服基辅和邻近各公国,以基辅为中心,统治着德涅伯河到伊耳缅之间的土地,号称“罗斯大公”,当时的公国也称为“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团结了东斯拉夫及非斯拉夫的若干部落,逐渐强大,这些部落在政治上的联合促成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合。基辅罗斯存在了300余年(9-12世纪),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奠定和形成了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全俄思想即接受了基督文化。

  

  公元988年,当时的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定希腊正教为国教。此举的历史意义是奠定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社会转型的思想基础。当然此举也绝非偶然。第一,从当时的社会结构看,到公元8世纪,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取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促进了氏族公社的瓦解,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同时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商业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呈现出大公、部落酋长和武士及普通村社成员的垂直体系[3],以基辅王公为首的军人阶层领导着全国的商业活动并创建了商业军事制度。这种结构为全俄思想的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从地理上看。罗斯地处东西方的要冲,各种文明对它的影响使之精神生活和文化选择在历史上引发了多次危机。虽然在地理上与西欧接近,但对东斯拉夫各部落而言,思想和人员上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北方和南方,即沿着东欧平原的各条河流进行。沿着这条路,基督教从南方,从拜占庭开始渗透到罗斯,这种现象早在弗拉基米尔一世奉它为国教之前就有[4]。由于罗斯和拜占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频繁交流,基督教以拜占庭的形式传入罗斯,在多神教的势力范围中夺取了一席之地;第三,从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看。980年,弗拉基米尔继任大公,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他继任后对外不断扩大罗斯的版图,对内平定叛乱,因而十分需求统治罗斯的全民思想。而在978年,拜占庭帝国发生内乱,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人乘机向其发动了进攻,当时的拜占庭皇帝被迫向弗拉基米尔大公求助,双方签定了盟约:弗拉基米尔大公及其全体臣民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同时拜占庭皇帝将其公主安娜嫁给弗拉基米尔;第四,从罗斯民族的宗教心理看。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人惯用的形象地和象征地感悟世界的方法、他们的极端主义以及他们试图凭借一时爆发的意志力达到绝对真理的追求在拜占庭式的基督教里找到了舒适的温床[5]。这不无道理。

  

  上述四点构成了罗斯受洗的宏观背景。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和安娜公主正式成亲并且接受了希腊正教的洗礼。弗拉基米尔回到基辅后,特下诏书晓谕全国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从而从思想上完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转型,其历史地位表现在:第一,形成了统一的全俄思想。因为基督教只信奉一个神,即基督耶酥,与早期东斯拉夫人的多神教相比,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强化了民族意识。拜占庭帝国的光辉时刻招引着俄罗斯人的奋发图强,是9-18世纪俄罗斯人的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俄罗斯人在遭受蒙古人的统治达二个多世纪之后重新崛起的精神纽带,特别是拜占庭帝国衰落之后,俄罗斯以神圣第三罗马帝国自居,对于后期俄罗斯帝国意识的形成和其普世性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新的祭士阶层。从此祭士的精神权与大公的世俗权紧密结合使俄罗斯完成了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于此而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其社会转型的开端。

  

  二 中央集权制:挡不住的诱惑

  

  学界在分析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特质时,集权与专制总被列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何以为之?因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发展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在罗斯接受拜占庭文明的光辉洗礼后,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至11世纪中期开始,基辅罗斯便走向了逐渐衰落的道路,到12世纪基辅罗斯大公的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至1240年成吉思汗剽悍的蒙古大军攻陷基辅后,俄罗斯全境遭受异族统治达二个多世纪,一直到15世纪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地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奠定了前提条件,而且蒙古人所建立的金帐汗国的治理体制成为新罗斯的典范。

  

  如前所述,在罗斯受洗后,其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差异和法律不平等成为阶层划分的基础。综观15世纪以前的罗斯社会,其社会结构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凭借武装力量征服阶段、凭借具有立法权的政权建立起来的阶段和凭借资本即经济差异的确立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两个阶层即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第二阶段形成了含大公在内的军政管理者、普通自由民和家奴三个等级的阶层;第三阶段则进一步分化为大公在内的特权地主世俗权力阶层、祭士精神权力阶层、城市自由民、国有农民、地主农民、特权家奴和普通家奴等复杂的阶层。特别是第三阶段的阶层变化和阶层权力内涵的变迁为罗斯中央集权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如果说11、12世纪罗斯的最高权力属于整个大公家族,他们共同统治整个罗斯的土地和居民,那么13、14世纪这个掌权的家族分裂为无数具有血缘关系但又彼此独立的领主,相当于中国的东周分封时代的诸侯国,他们是领地的世袭所有者,但又不能认为是领地社会的世袭统治者。而到了15世纪,莫斯科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既是全部国家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又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统治者。同时罗斯受洗导致的民族意识的增强使大公膨胀了成为整个民族统一局面的缔造者和“全罗斯的沙皇和大公”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其他阶层与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论,他们已不再产生于私人契约,而产生于共同的法律,也就是应政权单方面的要求使这种关系成为政治性的、强制性的,换句话说,自由民方面由契约规定的义务变成了国家义务,而领主方面由契约规定应提供的优惠变成了官方有效完成这些任务而提供的资助。这种经济和政治划分关系的变化,表明了罗斯治理体制的转换:即这种变化把每一阶层的经济状况同他们为国家服务的类型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一条作为莫斯科公国社会划分基础的规则。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莫斯科历代大公都力图摆脱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统一整个东斯拉夫部落。1380年顿河之滨库科科沃决战的胜利有力推动了罗斯民族自尊心的增强,当时的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获取了“顿斯科依”的称号,金帐汗国封给他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地位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世袭领地”,1462年伊凡三世成为“全俄罗斯国君”,从而使莫斯科大公从诸多大公“并列者的第一人”变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唯一的君主。伊凡三世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神圣化,并且能得到欧洲各宫廷的承认,他于1472年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于是伊凡三世便自己作为拜占庭帝国皇位的直系继承人,同时也变成了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他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徽号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徽号。在兼并其他公国的过程中,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时机逐渐成熟。

  

  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6]。他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位沙皇,标志着俄中央集权制的初步形成。不过,沙皇制度建立之初,还不能称为专制君主制度,而是一种等级君主制度。这时期的沙皇虽然在名义上握有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指挥上的一切权力,但这种权力实际上很有限。由领主、高级僧侣、普通贵族和工商业的上层代表所组成的缙绅会议[7]在选举沙皇、征收新税、宣战或媾和等国家事务上拥有决定权,领主杜马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往往超出咨询的权限,甚至沙皇对地方的控制也不是直接进行的。针对这种状况,伊凡四世采取了系列措施予以反击:对内,他通过“拉达改革”[8]打击领主势力,提高封地贵族的政治地位,同时打击教会势力;对外,获求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支持,直至1562年总主教的使节利用自己的权威将沙皇的权力神圣化并举行了隆重的礼拜仪式后。至此沙皇的专制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

  

  在此看来,如果说俄第一次社会转型是以文化变革为先导,那么这次社会转型则是以制度转换为中心,西方化的文化与东方化的治理体制相互结合成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独特模式。

  

  三 欧化与专制:彼得一世的改革

  

  沙皇制的建立是俄罗斯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开端,其社会意义是确立了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正式形成,完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从分封离散的民族共同体向统一国家的过渡。其历史地位可以与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制的建立相类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于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是完成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从而在社会的整个层面上形成了以沙皇、王公贵族、武士教会势力为代表的地主阶层和以自由民、农奴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纳税农阶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二极。

  

  前有所述,罗斯受洗后经济差异和法律不平等是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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