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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里:我的父亲郑君里

更新时间:2014-01-03 22:32:34
作者: 李菁  

    

   从上世纪曾闻名上海的著名演员,到后期的著名左翼电影导演,郑君里完成了艺术生涯的重要转变。相比较而言,他所导演的那些作品更为人铭记——《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枯木逢春》等,而《林则徐》、《聂耳》更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从另一角度,郑君里的人生曲线也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留下的是面对现实的一连串困惑与无奈。

    

   “左翼”演员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7岁,对他的了解竟是从父亲当年写的那些“认罪书”开始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3点半我把他叫起来,父亲向我口述,我把它们记下来,5点半我再把父亲叫醒,让他把“认罪书”誊清,6点钟父亲再出门去劳动改造。

   走上艺术道路,父亲并没什么特别的契机。1911年,父亲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父母是广东中山人,很早到上海谋生。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祖父也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有时到了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祖父要父亲替全家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父亲感觉很受侮辱,所以从小就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意识,思想上也易于接受共产党的宣传。

   父亲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艺,初二时就辍学考进了可以免费读书的“南国艺术学院”。“南国艺院”是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解放后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父亲的艺术生涯从表演开始,田汉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上学时,父亲在几部戏里跑龙套,比如《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最后他在话剧舞台已经演到《大雷雨》的主角。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开始注意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父亲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舞台,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在明星电影公司,他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当时电影界有这样的说法: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

   可以说,父亲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1930年,父亲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那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就是由他起草的。我后来在家里还看到过这份油印的“纲领”,现在看它充满了激进色彩,比如:“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

   那时候做艺人穷,演左翼电影更穷——“文革”抄家时,我们家存折上只有1000块钱。当然,这1000块钱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个小数目,但对大导演“郑君里”来说,应该不是个大数目。父亲曾回忆,他们要时常饿肚子,有时花一个铜板买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凑合一顿饭,经常晚上到工厂或学校里演左翼戏剧,演出后又没什么钱,他们一起走回来。后来父亲拍的《聂耳》里有一场戏:几个人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回来后校门已经关闭,他们就从大门跳进去。实际上这也是父亲当年那段生活的写照。

   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啃表演理论。他先是试着翻译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讲》,他是初中肄业,英文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先是对照着英文字典“啃”下来,再拿俄英字典对照原本,发现差错改过来,这样一遍下来英文已经相当好了。父亲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语来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他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话剧表演艺术的著作。

   几年前我还发现父亲写过另一本很重要的书——《世界电影艺术史》。当时还没有人把世界电影和苏俄电影融合在一起,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从世界电影的角度来编写世界电影的编年史,这也是父亲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对国外的表演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总结,这对父亲后来转做导演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期。

    

   名导演的诞生

   父亲改行做导演,算是激流勇退。除去一直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外,父亲一直觉得自己是广东人,国语说得不够标准。另外,很多演员演到一定程度都会走上导演道路,大概是觉得不过瘾吧。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上海,在昆仑电影公司工作。“昆仑”完全是共产党背景下的文艺工作,老板是任宗德,其夫人解放后曾在中调部工作。“昆仑”的作品以宏大气魄的电影史诗和忠于现实主义的影片最为著名,《一江春水向东流》便是代表作之一。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成功,当然首推“海归派”导演蔡楚生,但在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病,父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每天晚上都是父亲跑到他家里,跟他商量第二天的拍摄,由蔡楚生认可后拍摄的,基本上蔡楚生不亲自动手,剪辑也由父亲完成。照理是蔡楚生导演、郑君里副导演,但蔡楚生坚持要把父亲名字跟他放在同一列,他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这部电影也为他日后独立执导影片做好了准备。1948年父亲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乌鸦与麻雀》,凭借此片当之无愧地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艺术家之列。

   几年前刚刚发现父亲执导的一部纪录片《民族万岁》,讲述西南少数民族抗战史,是一部颇具史诗色彩的片子。父亲去青海湖边上的海北草原拍摄藏族同胞的抗日活动,当时还是一个文化小军官的王洛宾被父亲选为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海北草原。在那里,他遇到了藏族千户长的女儿卓玛,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正是王洛宾为卓玛写的。

   父亲性格内向,平素寡言而严肃,他跟电影圈里的人来往很多,但大都是业务上的探讨。比如拍《聂耳》的时候,那些创作集体中的主创人员几乎天天到家里,讨论剧本讨论戏,跟编剧孟波是谈得最多的。父亲有一句话,“拍电影就像双手捧着水银一样,只要有一个缝,那水银就漏出去了”,所以不能有任何一处纰漏。他是能够博采众长的人,所有工种的意见他都要听,但最后都要归于他的导演的总意图之下。几乎所有的合作者,都能够在成片中看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实现,所以和他一样很有成就感,

   父亲极有毅力。他过去抽烟抽得特别凶,一天要三四包。有一年宋之的去世,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医院的人说:“你们搞文艺的有两个毛病,一个抽烟,一个喝酒!”回到家后,父亲再也没抽过烟,跟别人聊创作很兴奋时,有时他烟瘾上来了,就拿根烟在鼻子下嗅一嗅。

   父亲在生活上也极认真,他一生没什么“绯闻”,这在当时的文化圈是少见的。当年《娜拉》在上海大剧院第一次公演时,鲁迅先生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表演,对他称赞有加,也正是同一天,他在后台第一次认识了母亲黄晨,从此他俩相伴一生。

   母亲当时是上海启秀女中的一位学生,非常喜欢戏剧,因为父亲的关系,母亲当年跟中共方面也很密切。她当年还到过延安,都是周总理亲自开的路条。在延安时,母亲曾亲眼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没想到有一天也会落到她自己身上。母亲后来是上影厂创作室的总支书记,她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父亲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母亲会帮他出一些主意。所以有人说,没有黄晨,便没有郑君里。

   童年时对父母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是忙人,也不怎么回家。那时的导演,好像更意味着一个拿固定工资的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的职员。每天早上7点半,父亲骑着他那辆老式自行车——上海人戏称为“老坦克”, 咕噜咕噜地蹬到上影厂,他总是第一个坐在摄影棚里等待开机的人。每天需要拍摄的内容,他早在一周前就送到工作人员手里,什么机位,长镜头还是短镜头,上面都标得清清楚楚,像工程图纸一样细致、规整。晚上回家,再准备下一周的拍摄内容。很多工作人员都对父亲有点畏惧,但其实父亲从不发火,他有点不怒而威的味道,而每部片子拍下来,下面的工作人员又发现父亲其实很好合作。至今,我遇到上影厂的一些老员工,他们还会握着我的手感慨:“如果你父亲在就好了……”

   父亲在工作上极为刻苦。他经常说:“我是个很笨的人,笨鸟先飞,别人努一分力,我努十分力,所以我比人家强。”拍《林则徐》时,正好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处于浮夸的狂热中,电影厂规定每天至少要拍60个镜头,而父亲一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为此,他还被定性为“右倾”。但他还是坚持这样一点点地“磨”,事情报到总理那里,总理说:“这是献礼片,一定要拍好。”后来厂里也帮他顶着,才得以拍完。

    

   短暂的辉煌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这些左派导演们也的确是新政权的受益者。解放后,我们家住在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也就是孙道临()最后去世前住的房子。当年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的,有些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必须要迁出去。而解放前,父亲一直住在昆仑厂的破楼里。所以内心深处,父亲也是诚心诚意要为这个新政权做点什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一些问题,父亲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一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对《武训传》所遭受的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是他极力推动《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批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片子遭批,对父亲这一代的艺术家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一位人物——宋景诗。宋景诗其实是不安分的一个草莽英雄,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把宋景诗和黑旗军树立起来,为此专门把父亲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剧本。

   但在创作这部电影时,父亲遇到很痛苦的一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是投降清廷的,但政治需要,又必须要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最终父亲只好处理宋景诗投降清朝是一个策略。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问题,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曾经的“政治错误”,已经是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亲自来扮演宋景诗,这大概也是电影史的一个趣事,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大演员都心甘情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是由于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完成四五年后,只被短暂上映过。这样一部为“赎罪”的片子,还是没通过审查,再次入了库。

   父亲接下来的两部作品非常成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负罪感”。其中一部是《聂耳》,这个作品父亲驾轻就熟,因为他与聂耳很熟悉,我们家原来还存着聂耳的照片。当年就是父亲和赵丹把聂耳送上去日本的船,后来聂耳在横滨溺水而亡。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5位职员首唱的,父亲是其中一位。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俄国人,这首歌就是一个俄国乐队演奏的,几把提琴,几个小号,乐队极其简单。我后来还在家里听过这首歌的胶木唱片,当时感觉还挺意外:“没想到父亲是最早唱国歌的人之一!”

另一部作品就是家喻户晓的《林则徐》,其实这部电影拍得也挺艰难。真实历史中的林则徐是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然后回眸一望,戏就结束了,父亲想借此体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但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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