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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儒家倡导的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家?

——兼论晚年熊十力对孔孟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4-01-03 21:56:04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而宋代以后凡为程、朱与陆、王之学者,皆称宋学。”(《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结果,在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儒学大师看来,儒家思潮两千五百年的发展史,实质上就是“大道既隐”后“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发展史。

   在熊十力看来,儒家“小康礼教”的最严重弊端,在于“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的“孝治论”:“孝治论正是小康礼教,以尊君大义为其重心。……乱臣贼子必诛绝,则为维持君道之德律”(《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事实上,在宣布孟子“宗法思想狭隘一团”的时候,他给出的主要理由便是:“孟子主张以孝治天下,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结果把原本属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的尧舜二人也加以“小康”化,将“博施于民”的“尧舜之道”仅仅归结为“孝弟而已”,由此确立了他们在儒家道统中的首发位置 3。此外,熊十力还将后世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与“孝治论”联系起来,明白指出:“汉、宋群儒以五常连属于三纲,即五常亦变成名教……其贼仁不已甚乎!”(《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

   更引人注目的是,熊十力的这些批判没有停留在抽象观念的维度上,而是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层面中,细致地揭露了“天下为家”的儒家小康礼教在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造成的一系列恶果,诸如“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百忍以为家,养成大家麻木,养成掩饰,无量罪恶由此起”(《论中国文化书简·与梁漱溟1951年5月22日》);“小康派以去暴君为革命,实则伯夷所谓以暴易暴耳”,“故皇帝屡更代、易姓,而统治阶层卒不荡灭。此中国社会之惨史也”(《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帝制告终,而小康派所遗传之自私自利、缺乏正义感、缺乏独辟独创的识力、固陋、卑狭、偷惰、委靡,乃至一切恶习,延及于今,恐犹未易除其根也”(《乾坤衍·辨伪》)。结果,在这位儒家大师的笔下,中国社会中绵延不断的种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劣根性”,几乎都能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上,追溯到主张“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儒家“小康礼教”那里。

    

   六

   不过,与针对传统儒家展开过类似批判的许多五四思想家不同,熊十力在批判儒家时依据的主要不是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理论,而是儒家自身的精神资源——并且恰恰是包含在《礼记·礼运》上述文本之中的精神资源。

   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两段文本出自孔子之口的预设,熊十力把孔子思想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正相对立的阶段,一方面认为孔子早年坚持的是“以尊君大义为其重心”的小康礼教,另一方面又依据这两段“子曰”之言指出,孔子在五十岁后转而“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斥破小康之礼教”(《原儒上卷·原外王第三》)。至于他严厉指责三纲五常“贼仁不已”,当然也体现了他在反对儒家“孝治”思想的同时,对于孔子“仁爱”观念的高度肯定。换言之,熊十力其实是诉诸孔子“仁爱”观念中包含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天下为公”因素,批判了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坚持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倾向。毋庸细说,与五四思想家凭借西方思想资源展开的批判相比,熊十力的这种自我批判显然更深刻地洞穿了儒家思潮的悖论性实质:由于自觉承扬了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道统,结果凭借以“孝治”作为核心价值的“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否定了以“仁爱”作为核心价值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

   然而,如果以这种方式把孔子的“仁爱”观念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之道”联系起来,我们便没法像熊十力那样,偏激地将孔子思想分成两个截然断裂的阶段了。问题在于,即便难以找到《礼记·礼运》这两段名言确实出于孔子之口的确凿证据,我们凭借更权威更经典的《论语》文本也很容易发现:这位儒家的创始人终其一生一直都处在某种深度的伦理悖论之中:凭借自己真诚倡导的“天下为家”的“孝亲至上”观念,否定了自己同样真诚倡导的“天下为公”的“仁者爱人”观念。至于后来的孟子荀子、程朱陆王等儒家主流,也不只是片面强调“孝治天下”的小康礼教,而是同时还积极倡导“仁爱恻隐”的大同之道;只不过由于把“忠君孝父”放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上,他们才在出现冲突时为了确保“孝治天下”的小康礼教,不惜舍弃“仁爱恻隐”的大同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儒家其实同时包含着“大道之行”与“大道既隐”的双重因素,只不过“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最终压倒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要克服传统儒家的深度悖论,就应当像当代新儒家的头号代表熊十力那样,直面传统儒家的两大核心价值“忠孝”与“仁义”的严峻冲突,不但大力传承孔孟等儒家大师在其“仁爱恻隐”观念中充分肯定的“大同之道”,而且明白赋予这种观念以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据此“斥破小康之礼教”,深刻批判文武周公所建立、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宗法血亲礼制呈现出来的“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深重弊端,彻底清除这些弊端在今天社会中依然残存的种种流毒(尤其是熊十力清晰指出的“小康派所遗传之自私自利、缺乏正义感、缺乏独辟独创的识力、固陋、卑狭、偷惰、委靡,乃至一切恶习”),这样才能在现代化氛围下重新确立被“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所否定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就此而言,《礼记·礼运》的这两段著名文本以及熊十力的精辟解读,对于我们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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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然,基于不能在“信而好古”中溢美远古历史的考虑,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原始性的“天下为公”主要还局限于同一氏族(部落)内部,难以扩展到不同氏族(部落)之间,以致彼此敌对的氏族(部落)时常发生相当残酷的抢掠、征伐和杀戮。

   2 摩尔根曾明白指出了世袭制度与民主习俗的根本对立:“如果存在世袭制,那就说明贵族政治因素已……在摧毁氏族的民主体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古代社会》,第225页)

   3 徐复观虽然不同意熊十力对孟子孝治论的批评,却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舜的大孝,恐怕是孟子时代才形成的故事”;尤其是孟子以舜为榜样倡导的“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等观念,是“非常有害的说法”,“容易发生流弊”(见《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文化与人生》,李维武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第56、63页)。

    

   参考文献:

   [1][2][3] 路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62、66、70-82页。

   [4] 见刘清平:“宗法血亲礼制与城邦公民法制——先秦与古希腊社会结构比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5]刘纲纪:《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第586页)。

   [6]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7-15、24-25页。

   [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59页。

    

   Does Confucianism advocate “public interests first” or “family interests first”?

   --Also on Xiong Shili’s criticisms on Kongzi and Mengzi

   LIU Qingping

   Abstract: Through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New-Confucian master Xiong Shili’s interpretations of them,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two famous paragraphs of Liji Liyun sharply contrast the great Way of “public interests first” with the parochialistic propriety of “family interests first”, and thus deeply display the Confucian moral paradox between universalistic humane love and particularistic filial rule.

   Key words: Liji Liyun, public interests first, family interests first, Confucian paradox, Xiong Shili

    

   (原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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