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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四清”运动中找敌人

更新时间:2014-01-02 10:19:46
作者: 陈四益  

    

   先前的各次运动,虽然都有"敌人",但因我尚年少,不过跟着哄哄,最多只是所谓"站脚助威",帮个人场。但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已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同在读的学生一道下乡,就免不了要担当些"责任"了。

   "四清"起初的意思是"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物",即所谓"小四清",但到了这时,早已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了。

   下乡之前,当然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掌握政策,武装思想。办法就是学习文件。文件无他,主要是中央前后两个《十条》(即所谓前十条和后十条)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所谓"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四清"的总结。刘少奇在北京动员高级干部下去"四清"的会上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这个"经验"后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党,就成为所有"四清"工作队员的必读文件了。按照两个《十条》和那个经验,真把人吓了一跳,据说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即我党)手中,已经变质。所以下到乡里,当地的党组织和干部都不能信任,要靠"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说得玄玄乎乎,听得心惊肉跳,好像今日农村处处龙潭虎穴,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阶级敌人"设下的圈套。王光美的思想是否就是刘少奇的思想不得而知,但刘少奇赞同这样的估计和分析则确凿无疑。

   下去不久,又传达了"小站"经验,那是陈伯达和周扬各自在天津小站蹲点"四清"的总结。详情已经记不真了,只记得是将袁世凯小站练兵当作历史背景开头,以示今日的"四清"是自那以来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后来的情形则同"桃园经验"一样,需要夺权,还据说整出来了两个假"劳模",说是阶级异己分子云云。国家建立已经15个年头,一直说是英明领导,成就空前,怎么一下又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手中,实在匪夷所思。现在想想,其中定有玄机。经历了三年多的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的人,总得有个说法,要有人负责。上面既然伟大光荣正确无可以移易,逻辑的推演,问题自然出在下面。于是,农村基层干部就成了替罪羔羊,要担当起破坏"大好形势"的罪责。但那时不敢也不可能作此想。只不过,形势说得如此险峻,令人忐忑不安罢了。

   我去的是上海郊区的奉贤县。市里派下的工作团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任总团长。全县宣布"四清"正式开始那天,枪毙了两个"阶级敌人"。什么罪状,过了40多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阵势很有点出师祭旗的肃杀。当时,一些文艺作品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通行套路是:"队长犯错误,支书去帮助,贫下中农来忆苦,背后揪出个老地主",所以,运动伊始,大都先把"四类分子"(指已经戴上帽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集中训话,令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同时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四清"立一个下马威。有的学生还在屋顶上用石灰水刷出大标语:"四类分子永无出头之日!"此事被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知道后批评说:如果"永无出头之日",他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还会努力改造吗?这才停止了"标语战"。那时觉得陈传纲言之有理,不料两年之后的"文革"中,陈传纲的这些话又成了保护阶级敌人的"罪证",他也因种种原因叠加,服安眠药自杀了。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四类分子"毕竟都是在册的,有名有姓有档案,好找。难办的是怎么从好人堆里找出"敌人"来。

   我被分配到奉贤县胡乔公社的秀才大队。大队工作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姓叶,一位严肃但并不过激的女士。这个大队一共有13个小队,工作队员除去复旦的师生、党校的教员,还有宝山县的机关干部。

   我同另两名工作队员--一位是复旦的学生,一位是宝山县的年轻干部分到了第13小队,是全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总共只有十二三户人家,没有地主,没有富农,也没有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我负责从这十几户人家中找"敌人",真不知如何下手。

   按照桃园经验,先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但这"根"扎在何处,就是个难题。队长、会计尽管出身都是雇农、贫农,但现当着干部,是运动的对象。若是一头扎进去,弄不好就"进了圈套";几户中农,虽是普通农户,但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属于动摇不定的中间力量,难于依靠;再有,同队长、会计沾亲带故的,也要防范。左排右排,最后只剩下两家合于标准。一家姓姜,一家姓唐。出身贫农,不当干部,唐家的大儿子还是复员军人。于是,我们分头住进了这两户,算是"根子户"了。其实,若按生活水准,这两户倒是生产队中较为富裕的人家。姜家的老爷子是木匠,年事已高,不宜农活,每天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泡泡茶馆,也揽点活儿,晚上回家,带些小鱼小虾,伙食开得不差;唐家因为劳力强,在队里也比较富裕。但按照阶级分析,也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别无选择,也好,省得犹疑不定。

   根扎下了,"敌人"呢?上面只说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手中,可到了一个个大队、一个生产队,谁是"敌人",还得自己去"挖",挖深挖浅,挖多挖少,据说就看你阶级斗争立场与敏感如何了。如果挖出的"敌人"多,斗争激烈,自然成绩卓然,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考语。可我在队里横看竖看, "死老虎"一只没有,"活老虎"四顾无踪。别的生产队烈烈轰轰,又是批斗地、富,又是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斗争,热火朝天,心里真是发毛。这样冷冷清清下去,不知成何了局?

   文件里那套,我们都照着做了。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队上十几户,家家跑遍,几次三番,可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

   队长名叫陆益余,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土匪,但查无实据。也有人说他家是赤贫,"日脚过得老作孽"(沪语,即日子过得很可怜的意思)。到他家看看,床上除了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真个家徒四壁。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用一条草绳束腰。 "解放"已经十五年了,仍旧一贫如洗。叫他交代问题,他十分委屈,说:土改时,工作队要搭台开会,我把门板也拆下来送去,到现在那扇门还是没有装上,后来一直是上级叫做啥就做啥。家里有什么?你们全都看得见。

   看到他的家境,心里有说不出的怜悯。这样穷得叮当响的赤贫户,要说他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谁信!

   会计姓何,年纪很轻,大约初中文化,老老实实,不是那种花样很多的人。虽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生产队并无多少油水。访贫问苦的结果,社员也没有反映出队里干部有什么不法之举。只有一位社员吐露了对队长的不满,但听来听去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意气,何况那些意气,其他社员并不认可。

   在高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竟然一个"敌人"也看不到、抓不到,心想至少是"嗅觉不灵","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恐怕就难以过关了。

   大队工作队员开会时,各队都大有斩获,查出了多少多少"四不清"的问题,有多少多少干部交代了问题。唯独到了我这个队,毫无进展,心情更是郁闷。后来听说有些队里大搞"算账",譬如,有一位社员检举干部吃队里鱼塘的鱼,另一位社员揭发干部吃了桃园的桃子。于是,就同干部算账,一天吃几斤鱼,一年365天总共吃了队里多少斤鱼;一天吃了多少桃子,一年总共吃了多少桃子。这样算出来的"多吃多占",在高压之下,干部们也只好认账。但我不敢效仿,也不会造势威逼,所以除了经过反复宣讲政策,多半还是借助了其他队得威势,会计自己坦白了曾经私拿几十斤面粉。除此,再无别的发现。

   大概觉得十三小队太过冷清,大队工作组长亲自来听了一次"帮助会",会上社员对队长、会计说了许多心里话,既肯定了他们的劳累,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队长、会计也都表示诚恳接受。会开得很平淡,没有什么奇峰迭起。我想组长一定会觉得太过冷清,不料她却说"群众发动得蛮好"。这倒使我稍稍平静。后来,相邻一个小队的会计由于扛不住高压跳河自杀了。这事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小队负责的工作队员(一位法院的干部)也因此调离。那种施压逼供的办法才渐渐收敛。

   春节过后,传达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即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虽然回过头来看,"二十三条"同样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的文件,但因为把对象从基层转到上层,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顿觉一松。果然,不久就通知学校的工作队员全部撤回学校,那些在高压下取得的"战绩",大多也因查无实据,马马虎虎一风吹了。而我因为找不到"敌人"而积聚的烦恼,心头的重负,也就此消除。

   直到一年以后,才渐渐领会到所谓"二十三条",非但不是放松阶级斗争,而是筹划着更加激烈的一场清洗运动。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整得呜呼哀哉。这才懂得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含义。自"大跃进"以来惹下的祸胎,刘少奇认为责任在于基层干部的变质,而毛泽东则要把责任栽到一条"由上到下、又粗又黑"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上,栽到由上到下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上。整倒了"祸首",积年的失败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并借此可以维护所谓"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

   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找不到"敌人"的我,到了"文革"之时更是一头雾水,怎么上上下下一大批"老革命"一夜之间都成了"老反革命"?因为不知道怎样去"找敌人",我自己也差一点成了"敌人"。此是后话,暂且带住。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来源: 《世纪》2012年第1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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