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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君:日本经济转型的经验与借鉴意义

更新时间:2013-12-31 23:11:38
作者: 董小君  

  
[摘要]从人均GDP、耐用消费品水平、刘易斯拐点等指标判断,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七十年代水平;从能源与环境压力看,中国与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八十年代相似;从国际贸易及汇率环境看,中国与日本“广场协议”后的九十年代环境相似。认真总结日本经验,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转型;工业结构;消费结构;产业转移;日本经验

    

   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类似中国的诸多问题。作为一个与中国有相近文化背景的国家,探究日本战后四次经济转型的历程和经验,对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战后四次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二战期间日本经济受到重创,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以后高速发展的基础。战后50多年,日本共完成了四次经济转型。

   第一次经济转型(1945-1955年),从一切靠进口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在国家战略上,实施“贸易立国”战略。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朝鲜战争的外需拉动。

   二战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日本国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日本离韩国最近,日本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地。日本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提出外需主导型战略。在产业结构上,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及需求状况,重点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等。通过战时军需,日本迅速地赚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迎来了消费景气和投资景气的“双景气”现象。

   第二次经济转型(1955-1972年),从出口拉动向“消费主导转型”转变。在国家战略上,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消费者革命”的内需拉动。

   日本在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后,陷入了低福利、低产业结构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面对产能过剩,日本经济学界围绕如何评价日本经济增长能力展开了争论。1960年,新上任的首相池田内阁,采纳了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在10年(1961-1970年)内,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为此,该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该计划实施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黄金18年”的发展时期,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三次经济转型(1973~1985年),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型。在国家战略上,实施“技术立国”战略。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国际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压力。

   在经历过高速增长期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七八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几件大事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两次经济危机” 和“两次石油危机” 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日本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迫使日本不得不改变原有依赖进口廉价能源的发展方式,将产业结构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转变。同时在经济政策上也作了相应调整,即一方面鼓励垄断资本扩大资本输出, 把能耗高、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另一方面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不断加大科研投资力度,努力迈向“自立自主技术时代”。

   第四次转型(1985年-本世纪初),推动以“成本主导型”产业转型升级。在国家战略上,实施“IT立国”战略。这次转型源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压力。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升值了4倍,这意味着日本国力膨胀了4倍,人均收入增加了近4倍。迫于日元的升值,日本一方面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进行海外扩张。其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以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导。在文化产业方面,1995 年日本确立了 “文化立国”方略,以日本文化厅所确立的《21 世纪文化立国方案》为正式启动标志。在信息产业方面,2001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IT基本法》、制定《e一Japan战略》、提出五年内把日本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的战略目标。经过五年的努力,信息产业成为日本第一大产业部门。

    

   二、日本四次经济转型的路径及经验

   日本经济转型具备世界性战略眼光, 其经济转型遵循了一套“循序渐进”的产业政策,创造了一条主动向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攀升的发展路径。

   (一)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通过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转换,以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现象。战后日本制造业结构实现了四次明显的转换,即从“劳动密集→重化工业→高加工度组装工业→技术密集与服务业主导”演进。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反映了当时日本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战后第一次转型中,日本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及需求状况,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等。将纺织工业作为战后恢复的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当时纺织业占整个制造业比重为23.9%。轻纺产品的大量出口为重化工业引进技术和更新设备以及购买原材料提供了大量的外汇。

   在第二次转型中,即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阶段,随着城镇化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对住房、交通及耐用消费品需求大大增加,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需要重化工业支持。市场需求驱动使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方向升级,较大的人口规模需求、海岸线优势的低运输成本和当时国际偏低的原材料价格等条件,造就了日本重化工业发展的要素禀赋优势。

   在第三次转型中,石油危机使重化工业受挫,投资型内需增长驱动力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机械行业的能源消费与附加价值比在制造业内部形成优势,对产业转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第四次转型中,“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升值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日本开始将制造业产业链向海外转移,从依靠国内组装加工和大量出口,转为国内设计研发、国外组装加工出口,即所谓“雁行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给国内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日本国内机械制造、房地产、物流、服务等产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开始转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二)日本每次经济转型都伴随着产业向外部转移

   战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在产业转移方面一直奉行“边际生产转移理论”,坚持有序的梯度转移,通过三次产业大规模转移,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诸国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产业链和贸易圈,在转移了贸易冲突的同时,也塑造了“海外日本”。

   第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纺织业失去优势,为了在国内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的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变,日本开始把纺织业向国外转移。而此时的亚洲“四小龙”具有低廉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日本对其直接投资正好带来了资本和相应的技术。因此,亚洲“四小龙”成为日本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

   第二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日本将能耗高、原料需求量大、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目的是在国内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主导产业,这一过程正好又与当时亚洲“四小龙”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相吻合。亚洲“四小龙”一方面积极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将自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与此同时,日本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到东盟,由此形成了产业的梯次转移结构。

   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减轻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制造业推行营销本地化和生产本地化以降低成本。1985 年以前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生产型的子公司,而1985年后主要投资销售型子公司。日本制造业海外企业的本土化率从1986 年的3.2%上升到1990 年的6.4%,但是关键零部件生产依然在本国。日本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很好地解决了日元升值的压力,塑造了“海外日本”。

   (三)日本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与日本经济四次转型相伴随的是,日本国土出现了四次“消费者革命”。

   在第一次消费革命中(1956-1970),随着“旧三大件”(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迅速普及,日本居民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发电、石化、钢铁等产业的迅速发展。

   在第二次消费革命中(1971- 1980), “新三大件”( 即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 TV)和空调 (cooler))迅速普及。在国内消费拉动下,日本家电、汽车、钢铁、石化等产业产能迅速放大,日本的电器、汽车等企业进一步扩张海外, 成就世界性巨头。

   在第三次消费革命中(1981-上个世纪90年代),娱乐和交际费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型”社会,并逐渐降低对重工业的依赖程度。

   在第四次消费革命中(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日本进入了“信息消费型”社会。1997一2005年,日本网络用户增加6.38倍。到20世纪末,日本开始了一场由新能源、新材料、信息通讯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群的构建和发展。随着技术上的突破,生命科学产业、环保产业、纳米新材料产业已经形成气候。

   四次消费者革命,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 34.1%, 1988年仅为25.5%。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级。

   (四)日本经济发展向资源节约型和高附加值型转变较好地解决了能源环境危机

   两次石油危机,日本产业界变压力为动力,对其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1)向资源节约型的“组装加工”方向转型。缩小了大量消耗能源的产业,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转移。 (2)向研究开发集约产业转型。包括电子计算机,飞机,产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特殊陶瓷,新金属,海洋开发等;(3)向时兴型产业转型。包括高级服装,高级家具,住宅用调度品,电气音响器具,电子乐器等。(4)向知识产业转型。包括情报处理服务,情报提供服务,软件,总体设计等。经过产业升级,日本工业结构由50-60年代末的重化工业为主导转向机械、电子、汽车、家用电器等附加价值高、消耗能源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顺利度过了能源危机和此后日元升值的压力。

    

三、日本经济转型的借鉴意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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