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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滑向大饥荒的“大跃进”

更新时间:2013-12-29 22:41:33
作者: 萧冬连  
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认为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刘少奇也说:“‘按劳分配’万岁,是难以走到共产主义的。”刘说:“农民说得好:‘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如果群众觉悟提高,群众会说:宁愿少吃一点,多积累,多生产一些。那么速度就快了。积累多少?只要群众谅解,可以多积累。”刘少奇1959年11月13日讲话。毛、刘都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热情不减。毛泽东对公共食堂更是情有独钟,在庐山会议上,他严厉批评张恺帆解散食堂,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1960年初,毛泽东仍然希望,多数公共食堂能在改善管理后继续办下去,争取全国能有80%~90%的农村人口到食堂吃饭。

   党报、党刊连续发社论,批驳“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议论,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事实。陈伯达还从国家统计局找来数据,证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是正常的。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连发社论,提出要在整个1960年代实现“连续跃进”,1960年要“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各地从高级机关直达基层,展开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大批对大跃进和公社化有过微词的干部,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发动继续“大跃进”。根据毛泽东壮大社有经济的思想,中央发文号召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大办万头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商品生产基地等。各地展开了“五个大办”的竞赛,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自留地、家庭副业又被取消,已经散伙的公共食堂强行恢复。然而大办社有经济,除了“空手套白狼”,平调生产队的人力和财物,便无从做起,它的后果是“共产风”、强迫命令卷土重来,比195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1958年还有某些乌托邦理想的驱动,那么到1960年,各级干部就只能直接诉诸各种强制手段了。

   尽管地方隐情不报,还是有一些反映干部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送到了中央。如4月4日和11日,中共中央转发江苏高淳县事件的通报和上海奉贤县事件的报告,反映少数干部“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情况,当时是把它作为少数阶级敌人搞破坏的特殊事件处理了。事实上,许多更加严重的问题还没有暴露。薛暮桥回忆:“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如果说公社干部是不敢说,那么一些县、地乃至省级负责人则是封锁消息。信阳事件信阳事件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粮食产量严重虚报。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地方官员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酿成饿死百万人的惨剧。在1959~1960年冬春就发生了,信阳地区及各县领导者极力封锁消息,扣压来往信件,他们分片把守,要道设岗,沿边巡逻,阻止逃荒者外流。当然,他们这样做,也能找到依据。中央曾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坚决收容、遣返盲流。直到1960年10月,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还不承认河南缺粮。是月下旬,陈云到河南调查,河南方面告诉他,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粮食,还可调出粮食。这已经到了信阳事件暴露的前夕。

   由于地方隐瞒,高层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1960年夏,中苏两党闹翻,赫鲁晓夫全部撤走专家,群情激愤,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有志气,勒紧腰带,提前还清苏联欠债。随后展开了“保钢保粮”的运动,延缓了救灾的时间。直到10月下旬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批死人的情况令大家十分震惊。后来各地的情况陆续报来,中央知道并非孤立事件,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农村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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