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学勤:一字之隔——文革与改革

更新时间:2013-12-28 16:00:01
作者: 朱学勤 (进入专栏)  

    

   检索中国最近四十年大词,频率最高的是"文革"和"改革"。但是很少人注意,这两个大词只有一字之隔。注意这个"一字之隔",可能有下列题目可做?

   1,就"文化"而言:"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为热衷的话题还是"文化",第一是"文化",第二是"文化",第三还是"文化"。

   我之所以说"第一"、"第二"、"第三",有时间排序为证。紧接"文化革命"的热潮不是其它,恰是"文化热"。"文化热"的参与者都是"文化革命"受害者,受害者与"文化革命"的逻辑关联却是相反相承:还是这个文化问题,差别在于一个是"讨论",一个是"革命",似乎"文化"问题不解决,老毛的革命化,老九的现代化都没指望。"文化热"有三个时期:1970年代末开始"文化讨论",经十年"讨论",推出"河殇"为总结,也是终结。1989之后开始第二时期,还是"文化热",走红的是"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一发不可收拾,跟之者众。余杰怒斥"余秋雨,你什么不忏悔"?死死纠缠老余的文革经历,格局未免小。

   小余没想过,老余的文化大散文与文化大革命,在历史逻辑而不是个人品格上有无关联?这一关联不幸聚焦于秋雨,秋雨一身而两任,那是碰得巧。文革之后,继续"讨论"文化问题的学者、作家多了去,为什么只揪住我老余不放?当然"不忏悔"。此后至今为"文化热"第三期,儒学上升为"国学",跟进者不仅有"众",而且有"国",可以进"人民大会堂",可以发"北京文化宣言"。起毛泽东于"大会堂"下,当颔首而笑:"我的文化革命失败了,我的文化问题却继续下来了,这就证明继续革命不仅是完全必要,而且是非常及时。"不仅颔首而笑,他还会拦阻前359旅旅长王震,不要那么仇恨"河殇",应该鼓励"河殇",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文化问题,有什么不好?"河殇"应该越多越好。文化大讨论、文化大散文、文化大传统,不都是"文化"吗?与文化大革命一字之隔,有异曲同工之妙。"革命"之后,文人们如此聚焦于"文化"问题,这就不是我毛泽东强迫的吧?可见问题不在"制度",而在"文化",那就让我们共享"文化决定论"!

   2,就"政治"而言,文化革命应该否定,而且确实否定了,不过,文化革命却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否定的。

   毛泽东1966年最为焦心的是政变,他本人针对这一子虚乌有的"政变危机",首先发动的就是一场政变,以非程序的方式拿下刘与邓。他给这一政变披上的合法性,是让林彪1966年5月18日大念政变经,由此解释伟大领袖不得不发动"反修防修大革命"。因此我认为,文化革命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并不是这一年的"五一六通知",而是此后两天的"五一八讲话",林彪比起草那一"通知"的秀才更为准确地摸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不料毛泽东以政变反政变,政变却离他约来越近,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革命"破产于九一三政变,毛泽东生前就遭受重创;死后尸骨未寒,即有"怀仁堂事变",九泉之下,老人家当捶胸顿足。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能够证明,文革对立面刘邓"司令部"有政变密谋,而帮助毛泽东粉碎这一集团的林家父子一旦面临刘邓危机,第一反应是"五七一",第二反应是"火焰筒",第三反应是"喷射机",这可比文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文化"、第二反应是"文化",第三反应还是"文化"厉害多了。

   后人之所以把文革乌托邦的破灭追索到1971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有道理,也是有局限。道理在于:文革胜利的标志是1969年召开九大,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九大党章,仅隔一年,林彪即与毛泽东兵戎相向,这不是文革失败又是什么?局限在于:"五七一"与"九一三"仅仅是毛泽东文革在思想与社会层面破产,此后文革政治还在延续,又拖五年,才到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九一三事件与怀仁堂事变不是没有联系,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是毛泽东近侍--汪东兴,汪副主席。近侍因为与后宫主妇江青翻脸,为自保而投靠军人集团。1970年庐山会议华北组跳得最凶的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林彪集团,而是这个近侍副主席。他后来是在深宫之内向毛泽东跪地求饶,才免此一难。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率汪东兴一干人结束南巡,车停丰台召见李德生等,调兵南口防变,同一天下午,林立果接神秘电话,知毛泽东返京,立调三叉戟256号飞避北戴河,此后不到12小时,北戴河半夜"机"叫,方有林彪坠毁温都尔汉一幕。那个神秘电话是谁打的呢?林豆豆哭求北戴河8341部队长张宏拦阻林彪坐驾,张推辞说有上级指示而不拦阻,这个上级指示又只能是谁呢?五年之后,怀仁堂事变发生,在华国锋这个孤家寡人与手握兵符的叶剑英之间穿针引线,说服华国锋投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并在最后一刻直接动用8341警卫部队行霹雳手段,这个关键人物,不是别人,就是这位中南海近侍。事件发生时,邓小平刚被第三次打倒,当下反应只能说"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而党内具备第一代核心资历,又没有被正式打倒,由此而享元老集团中唯一合法地位的陈云,听王震来传信,不禁忧胜于喜,说有一句:"下不为例"。这个"下不为例",是文革十年无数大词中最有意味的一句。陈云忧什么呢?他是不是忧虑此例一开,党纪家法荡然无存,领导人交接只能依靠"非程序更迭"?倘如此,那可真是现世报,文化革命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请注意汪东兴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地位、能起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对文化革命的理解,理解到恰如其分:倘只看文革"能指",那确实是马列宏愿,大词炎炎,五百年出一个,五千年出一次;如拆解文革"所指",那就是后党与内侍争,屑小弄权,一个数千年不变的宫廷故事。"能指"与"所指"不啻天壤,前者"可上九天揽月",后者"可下五洋捉鳖",故而才有那庐山会议将近200个中央委员全闹不明白,竟为三个"副词"指天戳地,突然骚动起来。今日左翼文人死抱那些个"揽月能指",又能比那200个中央委员好到那里去呢?更为重要的是,注意这位"近侍副主",有助于人们理解文革是怎么结束的,以及如此结束,将与此后的改革开放新有什么样的关联。

   四年以后,当民众关于怀仁堂事变的记忆已经淡漠,邓小平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施以法律审判。那场审判组织得十分粗糙,以致闹出原告与检方共坐一边,面对被告另一边的笑话。此外,民间也有不利腹诽流传。邓小平不管不顾,坚持要对四年前被押的阶下囚施以司法宣判,他是不是想到了由中南海近侍发动的怀仁堂事变,在党内程序上属"非常手段",必须补办法律手续?这就和陈云想到一起了。怀仁堂事变的合法性必须补办,合法性来源于党法党纪,则不如国法刑律。在当时,用党法党纪已经难说周全,只有以"反革命"而不是"反党"治罪,才能避免这一尴尬。不仅避免尴尬,还能将合法性安放到一个更高层面,这就不是"补办",而是"升华"了,此其一;其二,他此后用于改革开放的政权与汪东兴所交之权必须有个间隔,以防污染。仅仅在政治上拿掉这个中南海近侍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法理上给他交来的东西盖上新纹章,与那场事变拉开距离。只有如此想,1980年那样不合情理的事情才能豁然开朗,方能理解到邓小平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苦心旨意: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文革却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与改革是相反相承的,相反相承的联结却是要回避的--哪怕时隔四年,从怀仁堂经秦城,再绕道正义路特别法庭,也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不得不办的!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092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