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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志:中国宪政理念初识

————《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札记

更新时间:2013-12-28 14:22:52
作者: 周睿志  

  

  王人博 等:《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引言

  

  对于传统中国来说,宪政理念及其制度都是属于西方世界的陌生“他者”。然而,在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宪政理念及其制度逐渐渗入中国,成为了中国语境下的一种实存物。

  如何认识中国语境下的宪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成了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宪政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我们要认识中国宪政理念,或许应当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化”这一更宽阔的语境中。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认识,目前存在着两种比较醒目、却又相互对立的思想路径。一种路径的代表人物如日本的汉学家沟口雄三、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等。这一脉络的思想路径强调中国现代化发生的自主性,他们把中国现代化缘起前推到明朝甚至宋朝;在这种思想立场中,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充满“自生自发”(spontaneous)性质的过程,近一百七十多年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入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构成特别关键的影响;在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各种现象时,应当秉持一种中华文明主体性或自主性的原则。另外一种路径的代表人物如美国的费正清,以及中国的官方史学家如侯外庐、胡绳等。在他们的视域中,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被迫”反应的过程;据此,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就成了一个向西方文明“取经”、隔断和摆脱自身传统的过程。依此路径,中国的现代化事物和现象,都是被动模仿和学习西方文明的产物。

  某种程度上,这两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维进路,虽然立场迥异,但都显得机械、简单,甚至有些偏激。在我粗糙的意识中,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发生,对于中国这一民族主体来说,确确实实是一种“主体性”的“质”的变化。首先,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种传统思路的简单顺延,而是一种有着“古今之变”的质的转换。然而其次,在这场曲折历程中,尽管充满着迷惘、失落、急躁甚至六神无主,尽管经历了“主体性”内涵的变换,但中国的“主体性”自身身份(identity)并没有熄灭过。上述第一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诠释,忽略了中国现代化在主体内涵方面的“质”的转换,它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在异质文明影响下发生的主体性更新,这种更新主要表现在公共政治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和物质经济运行方式诸方面。第二种诠释虽然普遍流行,甚至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它却忽略了现代化历程中中西碰撞过程的复杂性。这个碰撞过程绝对不是所谓“冲击-反应”这一机械力学模式所能解释的。具体说来,中国文明在遭遇更强势的西方文明过程中,自身并没有逐渐隐退,而是积极地参与创造性的建构与自我更新。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既不是一个传统文明自我顺延的自主、自发过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过程,而是一个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诠释学过程。具体说来,当强势的西方文明在近代闯入中国文明中来的时候,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是依赖固有的传统语境和文化“前见”的,这就导致西方传来的各种事物意义之发生,必然要依赖中国传统语境。为此,同一个事物或同一个概念,在西方语境中所呈现的意义,与它在中国语境中所呈现的意义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些事物或概念被中国语境这一场域系统所限定(define)着,它们在内涵方面就具有了“中国性”。

  宪政理念及其制度,作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标志性事物,或许也应当在这样的诠释学思路下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和法律制度史上的宪政概念和宪政制度,一方面,不是传统政制的自我顺延,例如,“共和”已经不是“周召共和”那个意义上的“共和”了,“宪政”也不是儒家思想中那占据天理的士大夫对皇帝的“约束”那种意义上的“宪政”了;另一方面,也不是西方事物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例如,中国宪政或许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以保障自由为价值追求的社会政治体系了,而是还承担着某些民族主义目标。

  如果秉持着对中国现代化理解的第一种思路,我们可能就会把中国追求宪政的历程看做是一种传统政制的延续,从而忽略掉宪政中本来具有的那些与中国传统政制不符的要素,如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和人权要素;这样的理解,会导致我们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经验的遮蔽,进而把这一虽然充满痛苦但又极其重要的民族体验——重要到它事实上导致了中国主体性(identity)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迁——给漠视掉,最终对自我涅槃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思路是一种极端保守主义、闭门主义的思路。然而,如果秉持第二种思路,我们则可能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宪政观念和宪政制度看做是对西方的一种拙劣模仿,看做是标准宪政在中国的一种残次品。这种理解则会忽视中国宪政思想及其制度的严肃性、现实性,从而导致我们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宪政的内在脉络和实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路谬误的根源,或许在于其机械化思维和教条主义。

  对于中国宪政,我们既不应该从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去理解,也不应该从西方的教条主义立场去理解,而是要看到中国宪政理念及其制度在发生上的复杂性,进而确实地、内在地去接近它、把握它。

  《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这本著作中所载王人博先生的三篇文章,为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宪政理念做出了卓越的示范。

  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中,王先生著有《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中国民主话语考论》和《民权词义考》三篇独立论文。这三篇独立论文看似是在阐述宪法概念、民主和民权三个概念;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概念对比着现代西方宪政体系来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王先生或许是在利用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中国宪政理念。具体说来,第一篇文章力图说明中国宪法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第二篇文章,看似是在讨论民主这一政治学概念,实则是在讨论宪法体系中“政体”概念,只不过这里的政体不再是西方宪政标准语境中“权力分立”的政体,而是“巴黎公社式”的“人民主权”政体;第三篇文章的民权,讨论的是在政治统一体中国民身份问题,它对应着西方宪政体系中的基本权。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试图以西方宪政概念及其“政体形式-基本权利”的宪法结构为参照,来把握中国宪法概念及中国宪政语境中“民主”这一政体形式和“民权”这一国民身份设置。

  

  一,宪法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含义

  

  近代以来中国的宪法概念是在中西文明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具体说来,现代中国的宪法概念,既包含着古代中国“宪法”这一名词所具有的某些含义,也包含着现代西方“constitution”这一名词所具有的某些含义。

  厘清现代中国宪法概念的内涵,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宪政理念,尤其是理解中国现行宪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围绕着中国宪法,宪法效力问题或许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如果把中国宪法仅仅看作政权结构规则和根本性政治纲领,那么,宪法的效力就主要体现在所谓“柔性”地“指导”权力机关立法和政府施政上,它的效力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规划力和指导力;然而,如果把中国宪法看做是关于公共生活的具有最高法律位阶的法律规范,那么宪法的效力就会体现在宪法作为法律的专业化实施上,这将意味着,中国宪法必须要通过宪法保障机关——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专门的宪法实施机关——予以实施。

  接着,我们就顺着先生在《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中的思路,来梳理中国宪法概念的含义。

  中国宪法概念首先包含着中国传统语境中“宪法”词汇所指涉的“根本性”、“正当性”体制这一含义。

  古代汉语中的“宪”与“宪法”在能指(signifier)的面向上有两层含义……其一,“宪”与“宪法”指的是“根本性”。譬如,已形成的王权体制,以及这个体制或体制的最高者确立的规则。这些规则之所以是根本性的,由于在制定者看来它涉及国际的秩序与和谐。“根本性”又可以引申出“权威性”和“至上性”这样的概念,它是证成人们必须敬畏与尊崇的根据。其二,当《中庸》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表达这种根本性时,这里也隐含了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正当性”概念。(页21)

  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现代中国人使用宪法这一概念时,无意识地会摄取古代的“宪法”词汇所含有的“根本性”、“正当性”这一伦理品格要素。

  当近代人用“宪法”一词翻译constitution时,他强调的不是这种制度或规则与中国古典“宪法”的相似性,而是它们相似的“正当性”和“根本性”。不管西方那种被我们称作“宪法”的东西的所指(versus signified)如何变化,而不变的是它的“正当性”和“根本性”。正是后者使中国在现代意义上运用“宪法”这个概念表达西方的制度和规则时,始终潜含了“中国性”的理解。(页22)

  古代汉语中“宪法”词汇给予现代中国宪法概念的内涵要素,主要是“在内容上具有根本性的、在权威上具有至上性的政治制度”。然而,现代中国宪法概念是中西文明“视域交融”的产物,它除了具有古代含义所赋予的内涵性要素外,还具有西方文明所赋予的内涵型要素。

  作为现代中国宪法概念语素材料的西方宪法概念,主要是指近代以来的西方宪法概念,不包括古典西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宪法概念。在近代西方语境中,宪法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英国意义上的,另一种是美国意义上的。

  (西方)宪法一词的现代意义生成过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作为政治术语在表达政府体制的总体安排这层意思上的演变过程;另一条是作为一个法律术语用以表达根本性法律的含义的确定过程。前者主要是由英国实践的,后者更多是由美国提供的。(页13)

  在英国语境中,宪法概念主要是指一种维持着权力系统平衡的政治制衡机制。奥斯汀、白芝浩甚至戴雪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宪法”的。在其法理学著作中,奥斯汀区分了法律与宪法的概念,认为法律是由主权者所发布的普遍性命令,而宪法则是对主权者的限制,为此,宪法不属于“法律”范畴;白芝浩的《英国宪法》也基本上是在讨论英国各国家机关之间的政治性制衡机制,而且这些机制主要是由政治势力自然均衡所造成的,而非由法律规范所塑造的;对于戴雪来说,宪法除了包含那些以法律规则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宪法律”,更包含那些无成文形式的“政治惯例”,此处的宪法,也主要是指一种政体机制。

  在英国宪政史上,宪法主要是指一种“政府体制的总体安排”。通过对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及实践历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当中西文明碰撞时,现代中国宪法概念在西方文明那里所摄取的,主要还是英国语境中的宪法概念之涵义。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宪法概念,除了保持着古代汉语中“根本性、之上性政治制度”这一内涵性要素外,另外所包含的,还主要是英国宪法中“政府体制总体安排”这一内涵性要素。晚清时期的“立宪改制”运动,孙中山先生主导的“临时约法”、缔造共和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定和修改宪法,都主要是在变更或确立一种根本性政治制度这一意义上使用“宪法”这一概念的。现代中国“宪法”概念,更多还是一种政治性事物,而非法律性事物。在当今中国官方话语形态中,“宪法”也主要是政治性的,它主要指涉“政府体制的总体安排”这一含义;更具体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次根本性修宪活动(五四立宪、七五、七八和八二修宪),也主要立足于政治体制转换的考虑,而非宪法作为法律之专业化实施的考虑。厘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官方对宪法实施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现代中国宪法概念除了摄取英国语境中宪法的内涵性要素,也摄取了美国语境中宪法的内涵性要素。而美国语境中宪法概念,其涵义又颇有独特之处。

  19世纪初,一个叫约翰•马歇尔的法官又为constitution概念增添了另一种意义。这位法官(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创立)把它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法律。……因此,constitution也就具有了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是控制政治生活的根本大法;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司法过程中加以适用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法律。(页24)

  当中国宪法概念摄取了美国语境中宪法内涵时,中国宪法就随之从一种政治性政体规则,变成了法律性的基本法。中国宪法概念这一意义变迁,使中国宪法效力问题凸显出来。具体说来,如果我们从英国宪法的层次理解中国宪法概念,那就意谓着中国宪法仅仅只是政治性纲领,它的实施和保障,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即一个政治权力自然博弈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在政治博弈系统之外再添加一种专门性的宪法保障力量;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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