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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最后的火器帝国

——《历史的细节Ⅱ》节选

更新时间:2013-12-27 10:47:09
作者: 杜君立 (进入专栏)  

  

  

   一

  

   历史学家罗布代尔曾说,从13世纪起,欧洲开始终结中世纪前半期的停顿状态而向前慢慢移动,而中国也恰恰是同时停止了发展。13世纪的中国正值宋元之交。

  

   在中国传统特色的腐官酷吏体制下,作为世界第一个火器帝国,南宋最后还是没能避免覆灭的厄运。历经2000年文化传承的文明中国从此落入蒙古人统治。大汗孛儿只斤•忽必烈将蒙古帝国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往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元称大都,今为北京),欧洲人随着蒙古人首次进入中国,他们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兄弟。很多年以后,尼科拉·波罗的儿子马可•波罗写出了一本风靡欧洲的《中国游记》,书中写道:忽必烈大汗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但是,“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

  

   在蒙古人的元朝,中国人被列为鞑靼人和色目人之后的低等贱民,而长江以南的南宋遗民则是贱民中的贱民。与中国传统的皇权体制类似,蒙古人对中国的极权暴政首先就是暴力统治和暴力垄断。虽然蒙古人刀不离身,但他们却对南方贱民连菜刀都禁止其拥有,以至于数十户人家才有一把菜刀,做饭时向蒙古“百户长”(类似当今“村官”)登记借用,以此开创了中国菜刀实名制之先河。作为统治者,蒙古人不仅垄断了火器和刀具,也垄断了中国女人的初夜权,以至于中国人不得不将第一胎婴儿杀死。为了使自己的女人免遭蹂躏,中国人不得不倾家荡产向官方购买“门槛”——门槛与处女膜一样成为贞操的象征。“捐门槛”的习俗与“月圆杀鞑”的传说都反映了元帝国社会的深刻断裂。

  

   对民间严厉镇压的同时,蒙古统治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军事力量,对周边国家展开屡败屡战的征服。在征服日本、缅甸和印尼的战争中,火药和火炮都被作为尖端武器大量使用,这完全得益于对重视技术的蒙古帝国对宋金时代兵器制造系统的全盘继承。元至和十七年(1280年),扬州的官方兵工厂发生大爆炸,史称“扬州炮祸”。南宋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了当时火药爆炸的骇人场面:“火枪奋起,讯如惊蛇……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这固然是一场不幸的人祸,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扬州炮祸极其惨重的破坏也反映了当时火药性能和制造规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保留至今的元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一支铜火铳是已发现的世界最古老的火炮,这是中国军火技术巅峰时代的伟大见证。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做过乞丐和和尚的流民领袖朱元璋统一中国南方后,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发起北伐。自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起,汉人已经失去华北统治权达1064年之久,朱元璋的檄文又一次张扬起“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大旗,“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治哉”。

  

   《尚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元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放弃了中国人为他修建的宫殿和孔庙,在深夜出健德门逃离大都,回到100年前成吉思汗出发的沙漠深处。因他“顺应天意”主动滚蛋,故又被称为元顺帝。在蒙古人被赶出中国之后,曾经笼罩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全面崩溃,辽阔多事的中亚地区再度分崩离析,导致欧亚大陆间的世界贸易彻底瓦解。一个改变世界的海洋时代就这样被迫到来。

  

   二

  

   如果说100年前蒙古人用骑射征服了火器时代的中国,那么100年后,中国人最终又用火器将他们赶出了中国,这与其说是骑射的失败,不如说是火器的胜利。元末之际,无论是蒙古政府军还是反政府的农民义军,双方均已装备了大量火器,每场战争都是炮火连天枪声隆隆昼夜不绝,乃至每支军队都配备有专习火器的特种部队。1355年,朱元璋驻军和州(今和县)期间,民间火器专家焦玉献给朱元璋几十支火龙枪,大将军徐达试放“火龙枪”,“势若飞龙,洞透层革”。朱重八惊叹道说:“此枪取天下如反掌,功成当封大将军。”焦玉此后被留在朱军中监造火器,以至明朝初期政府军的各种制式火器均由出自焦玉创制。

  

   “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的开篇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有明一代,火器的使用已经极其普遍。《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政府规定,“每一百户,铳手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枪手四十名。”可见当时火铳兵已经占到步兵兵种的1/10,而整个大明军队装备火铳可能最高达18万支。如此规模的火器部队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明永乐时代又创建“神机营”,“成祖文皇帝,三犁虏廷,廷置神机诸营,专习枪炮”(赵士桢《进神器疏》)。神机营下分为神枪、快枪、单眼铳、手把铳、盏口炮、碗口炮、将军炮、单飞神火炮、神机箭等。根据史载,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的单月火铳生产量就达到8387支,年产量达到上万支,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成化(1466)时期,明军的火器兵种已经达到步兵总编制的1/3强。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帝国军队的神机营比16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说:“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富于革新精神,也先进得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明朝罢官铁冶,开放民营,这使明帝国的铁产量达到宋帝国时期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但明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朝比起来,其活力和进取精神都逊色很多。这与帝国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宋朝始终面临着北方民族的军事威胁,因此不得不发展军事工业。明朝永乐之后承平日久,帝国暂时消除了外患,对内而言,帝国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火器和暴力,因此它唯一要做的继续加强这种垄断。从洪武年间开始,火器研制就开始由帝国统一严密监视,从火药配方到火铳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一概藏于宫廷密室,即使今天人们也无法得知这些历史细节。

  

   三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从14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与同一时期欧洲诸国倾家荡产的火器竞赛相比,大明帝国为了极权暂时的稳定大大限制了火器技术创新。这不仅使中国火器在明代200多年间几乎没有多大改进,也使火器技术人才出现了严重断档。直到明朝中后期,对外战争日渐频繁,帝国才不得不重启火器战备,但这一时期中国火器已经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学生”欧洲。

  

   成化以后,中国社会逐渐重现了宋帝国时代的“宽容”精神,火器和战车技术开始兴盛,并推动了军事领域的变革。嘉靖年间,佛郎机和火绳枪从欧洲传到中国,中国人发现这种舶来品的性能和威力都要优于中国火器,深以为奇,开始通过大量仿制来追赶这种因为政治体制弊端所造成的技术差距。但如果就东方世界而言,作为火药原创地的中国其火器水平一直保持着无人挑战的技术优势。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 年)发生土木之变,50万帝国军队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落生擒。瓦剌统帅也先挟朱祁镇以10蒙古军围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神机营以火器大败蒙古骑兵,也先的弟弟孛罗也被火炮打死。大明帝国因火器和于谦而转危为安。

  

   历史总是充满着无数错误,哥伦布虽然带着中国指南针,但却未能到达中国,他至死都认为他脚下的新大陆就是日本和印度。哥伦布没有找到中国,中国皇帝并没有收到伊莎贝拉的信,但半年之后(1493年),葡萄牙人就从地球的另一个方向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将这群完全不同于日本倭寇的欧洲白人斥为“番夷”。帝国的东莞守御千所千户袁光被“番夷”火器击毙,这是第一次中国与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火器对抗,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葡萄牙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之后,印度洋就失去了持续千年的和平。商人兼海盗的葡萄牙人于1511年用火炮征服了明帝国的藩属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建立了远东第一个商业据点。从此以后,葡萄牙人与中国互不友好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正德年,葡萄牙甚至派人假冒满刺加使臣前往北京。明帝国因此以为佛郎机为“海南番国”,并不知道它来自遥远的欧洲。《明史列传》记载:“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

  

广州从汉唐时代就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商业港口。1000多年来,依靠发达的航运技术,阿拉伯人不仅用伊斯兰教征服了东南亚,而且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欧洲的海陆贸易。远在罗马帝国的凯撒时代,日耳曼族的法兰克(Frank)部落就称雄于欧洲大陆,直到后来建立了打败阿拉伯人入侵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人将法兰西(法兰克)称为Firangi,后来也用来统称欧洲白人和基督徒。经阿拉伯商人之口,中国人也将罕见的欧洲白人叫做“佛郎机人”。佛郎机人不仅包括最早到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包括整个欧洲基督徒,甚至连欧洲大炮也叫佛郎机。明末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说:“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佛郎机,而铳亦沿袭此名。”18世纪法国崛起,中国仍然将法国人叫佛郎机人。在明清时期,中国并不像欧洲了解中国那样了解欧洲,人们坚信爪哇附近有个佛郎机国,这里有很多野蛮的佛郎机人,带着威力巨大的佛郎机经常袭扰帝国南海。因为佛郎机声名不佳,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就自称“大西洋人”,以示与野蛮的“佛郎机人”不同。在清朝《皇清职贡图》中,很多欧洲国家都变成了东南亚国家,如“荷兰地近佛郎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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