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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润鱼:胡适与“中国自由党”始末

更新时间:2013-12-23 21:21:16
作者: 闫润鱼  
大失所望,蒋廷黻曾生气地说,“让胡做中国的甘地,我们大家再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

   与在胡适出任政府公职的问题上不同,组建“中国自由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据顾维钧回忆,到10月初,建立自由党的准备工作已大有进展。蒋廷黻已把党章草案给某些美国人看了。12月,蒋廷黻联络张君劢、顾孟余等流亡的自由主义人士,在美国宣布筹组“中国自由党”,并在《自由中国》第2卷第1、2期公布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此时的胡适,已经“做了过河卒子”,他不能认同蒋廷黻、张君劢等人所从事的在他看来是既反共又反蒋的所谓“第三势力”活动,即非法的反对党活动。在与张君劢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香港的‘第三势力’只能在国务院的小鬼手里讨一把小米吃罢了。这种发小米的‘小鬼’,毫无力量,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他认为:“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流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

   蒋廷黻是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派遣的驻联合国常驻代表,他所从事的“第三势力”活动,自然不能为当局所容。加之形势的急剧恶化,蒋廷黻所宣布的筹组计划,客观上无法付诸实施。

    

   胡适建议将“中国自由党”“那个倒了霉的名字”放弃,改称“中国民主党”

   胡适不赞同蒋廷黻等人的做法,但对组建“中国自由党”从事合法的反对党活动则一直持肯定态度。他曾于1951年和1952两次写信给蒋介石,劝蒋主动使“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以奠立两党政治的基础。他希望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向土耳其的凯末尔学习,遵从民意,顺应民众的政治选择,使中国走上民主之路。

   在台湾的局势相对趋稳后,不少人又复活了组建“中国自由党”的热情。1958年5月27日,胡适应邀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发表题为《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讲,藉于台湾许多人总把反对党与颠覆、捣乱联系起来,胡适建议将“反对党”的提法改为“在野党”。他提议“现在可否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夺取政权的‘在野党’”。“一般手无寸铁的书生或书呆子出来组党,大家总可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政府也不会害怕。”

   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劝胡适出来组党,希望他只做党魁,不负实际工作之责。胡适说,他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机关,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所以,他极力劝雷震等人出来组织,他可在旁边赞助。他说自己可做新党的党员,在召开成立大会和党员大会时,一定出席讲演捧场。针对雷震等人“恐怕党未组成,而人已坐牢了”的担心,胡适表示:“国民党已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至于新党的名称,雷震等人主张仍用“中国自由党”,而胡适则说“那个倒了霉的名字不必再用,我们今日组党是为改善选举,是争民主,就叫‘中国民主党’好了”。

   据雷震回忆所讲:尽管胡适先生这样勉励,我还是不敢出来组党,因为主办这几年《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了印刷所之事,使我苦头吃足了,没有当年的勇气了。盖国民党当局虽然丢掉了大陆,还是过去在大陆时代的老样子,对于宪法上所规定人民的权利,一概置之不顾,我还是恳求胡先生出来领导,当年主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样,不料胡先生却说,“你是读过《四书》的,孟老夫子说过,‘待文王而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当然是鼓励我们自己出来组党,不必等待他出来领导而始为之,但是我还在犹豫之中。可是胡适又鼓励我多次,他说:“俟河之清,人生几何!”我们还是踌躇不前,因为我做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党员,在大陆上在政府中做过二十年的事,也办过党,国民党当局的性格我知道得很清楚,连国民党孙总理左右手胡汉民先生都敢关起来,还不会关我吗?我更怕连带的把《自由中国》半月刊拖垮了。

   胡适支持雷震等人组织反对党,但对他们的一些过激言行却持批评态度,在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聚餐会上,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的长篇讲演,公开批评雷震等人没有实行他们自己所标榜的“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原则。他举例说:“譬如你(指雷震)这一次特刊上请了二十几个人作文章;你为什么不请代表官方言论的陶希圣先生和胡建中先生作文章?可见雷先生对人并不是没有一点成见。尤其是今天请客,为什么不请平常想反对我们言论的人,想压迫我们言论的人呢?所以,要做到一点没有成见,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另外,胡适提醒大家,“我们有一分的证据,只能说一分的话;我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的话。有了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的话,也只能说九分的话”。

   但胡适的批评并没能使雷震等人的言行趋于缓和,相反,《自由中国》刊出了大量言辞激烈的文章,如《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反对党不能组织起来吗?》、《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我们心中期待的反对党》等。如此激烈的言论,超出了胡适所能接受的程度,他在1960年6月16日向雷震提出建议,希望他组党不要太急,批评政府不要太过激。“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稍后,他又告诉雷震:“我不赞成你们拿我做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如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象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做领导。”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胡适的预料,1960年7月27日,《中央日报》发表火药味十足的社论《政党的承认问题》,表示:“倘若今日再有救国会和民主同盟一类的组织,甘心为共匪充外围、做尾巴、从事颠覆国家的阴谋活动,我们决没有予以承认、与其交往的可能。今日所谓‘反对党’的组党运动,其真实企图何在,都未可知。”这实际上是宣布了雷震等人的“反对党”活动为非法活动。胡适对国民党的这种态度表示理解,他在8月4日给雷震的回信中说:“我在五六月之间,就曾指出,有人说你们拟的宣言‘太消极’、‘太否定’。我的意思是说,‘太骂人’、‘太攻击人’。你们的党还没有组成,先就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党,先就‘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的党了。”

   终于,雷震等《自由中国》社人物以“涉嫌叛乱”罪名,于1960年9月4日被逮捕羁押,《自由中国》旋即停刊。事发当日,陈诚向在美国的胡适通报了“雷案”情况。胡适虽然不支持雷震等人的过激言行,但更反对国民党政府制造的这一冤案。他在回电中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可以预言:……舆论必将认为雷震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自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之罪名。……雷儆寰爱国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据王世杰的日记记载,胡适对“雷案”的愤慨,“超出余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余劝其可向政府作不公开之诤议,但仍以避免公开批评为宜。彼似不甚以余意为然。”

   1960年10月8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宣布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22日胡适在接见记者时,公开表态:“我和雷先生相识多年,我相信有资格做这个证人,来证明雷震是爱国反共的人。”“雷震已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11月18日上午,胡适由张群陪同去“总统府”见蒋介石。在谈到雷案时胡适说,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这种不好的反响,政府决不会深知它的不利作用与严重后果。他说,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在反对党问题上,胡适也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此后,胡适与文化新闻界的许多人共同发起“请求总统特赦雷震书”签名活动,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既成事实。雷案发生后,组建“中国自由党”,不,是“中国民主党”的话题,不再为人们所提起。

   来源: 《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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