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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治:社会权力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的辨证思考

——基于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架构

更新时间:2013-12-21 22:56:40
作者: 王宝治  

    

   内容提要: 作为相对于国家和个人而独立存在的社会权力,是诸多个人权力有机联合的产物,其含义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就其属性而言,兼具公私双重性。就其作用而言,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一面。

   关键词: 社会权力;概念;属性;作用;辨证

    

   一、社会权力的概念:诸多个人权力的有机联合

   由于“社会权力”并不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词语,学界并没有针对社会权力概念的专门讨论,而是将讨论融入到有关权力的一般理论研究之中,这样就造成了不同视角对社会权力概念的多重解释。有的把社会事实作为定义社会权力的原点,认为,“每一社会事实都是一种社会力量,而且是一种支配本人的力量的力量。”{1}(P107)有的以知识分配为视角去理解社会权力,认为,“知识的共同分配(shared distribution)赋予了一种完成常规(routines)和共同执行计划(projects)的能力,这是一种额外的行动能力,也就是社会权力。”{2}(P44-46)有的依据行使权力的机构或组织对社会权力进行了定义,认为社会权力就是指由军事、政治组织以及营利的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行使的权力,其核心是一种爱的权力和整合性权力。{3}(P23-31)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社会权力一词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或者把社会权力理解为与国家权力相对立的力量;[1]或者将社会权力等同于国家权力;[2]或者把社会权力理解为一种与个人权力相对的集体力量。[3]尽管如此,理论上对权力的理解也有相同之处,即均把社会权力作为相对于自然界的人类权力,侧重权力的社会属性。但是,理论界却很少从国家—社会—个人三元架构出发去解释社会权力的内涵,从而造成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乃至个人权力之间界限的混淆,进而给社会权力功能的积极发挥以及国家对社会权力的合理规制带来困难,因此,有必要基于国家—社会—个人三元架构对社会权力给予重新定义。

   对社会权力进行重新界定,必须首先搞清“权力”一词的含义。在汉语中,“权力”一词指力量和能力的意思;在西语中,与“权力”相对应的词是英语“power”power,其含义有二:一是能够做出某种行为的能力;二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而取得一致行动,达到某种后果的能力。所以说,无论是汉语中的“权力”还是西语中的“power,首要的含义是一种人的力量或能力。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词源学的解读。在权力相关的理论中,思想家们却赋予了权力更为丰富的涵义。有人认为,权力是一种实质性的力量,其表现形式主要为能力、暴力、强制力、潜力等;[4]有人认为,权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一种因果关系;[5]有人认为,权力是意向的,可以还原为个人或机构的代理人意图;[6]有人则认为,权力应该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运作。{4} (P28)这些主张分别形成了“力量说”、“关系说”、“意志说”和“结构说”等理论学派,并一度产生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如果抛开这些理论的相左主张,全面审视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就会发现,无论什么学说,都没有脱离权力是一种力量、能力的本意,不同之处主要集中于权力属性及运行方式上。

   正因为权力首先表现为人的力量与能力,所以说,权力的主体首先是人,而且是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对人来说,权力是自然的、天赋的,其基本价值就是为了人们维护或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霍布斯将权力直接定义为个人“获取任何未来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5} (P62),即个人获得其他东西的手段与工具。固然,权力是人们获取自身利益的必要工具。但是,权力并不是平等的,因为“权力是一个量的概念,假设有两个具有类似欲望的人,其中一人除实现了另一个人所实现的全部欲望而外,还实现了其他一些欲望,那么,他就比另一个人有更多的权力。”{6} (P23)而且,由于每个人的年龄与智力状况不同,个人权力之间的自然差异很大。这样就会导致许多人无法凭借自身的权力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无法抵御外力的干涉与侵害。于是,人们就“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7} (P19)这种结合的方式最初表现为社会组织和群体,而由社会组织和群体统一行使的权力就是一种由诸多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有机结合而成的集体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社会权力。如同其他思想家一样,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尽管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理性,都趋向于过有指导的、和睦的生活,单是一个人不能供应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人创造的物质财富都不足以充实人生,因此人自然需要和他的同类在一起,组成社会组织和群体。{8} (P44)

   当然,社会权力的形成也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解决某一部分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尚无法解决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亦无法解决某一国家范围内的全体人民的利益需求,为此,就必须有一个代表更为广泛的共同体的存在,这个共同体就是国家。正如霍布斯所说,“本人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了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以后像这样同意在一个人格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的诞生。”{5} (P131-132)因此,国家权力是一切个人力量的联合,是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在某种角度上讲,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社会权力,但它却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社会权力,是异化了的社会权力,因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权力。

    

   二、社会权力的属性:公共与私属之双重辨析

   由于社会权力是诸多个人权力的有机联合,于是,有的人就将其简单地定性为公共权力。认为,公共权力包括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而非国家权力就是指除了国家权力之外的各种社会性力量在参与处理国际、国内社会公共事务中所行使的公共性权力,其主体主要为各种民间组织、准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国际组织、国际民间组织乃至公民个人。{9}(P25)这里的非国家权力显然是包括社会权力在内的,而且将其属性直接定性为公共性。然而,如果对社会权力进行深入细致地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事实上,公共性仅仅是社会权力属性的一个方面,除其之外,社会权力还有私的一面。

   首先,从权力的归属看,概括的社会权力归属于一个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共同体—公民社会,它具体化为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群体。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10}(P174)所以说,理论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本身就具有公共性,来自公民社会的权力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作为现实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主要体现为各种民间组织和群体,它们是具体化的公民社会,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组成,是人们根据相同的职业、兴趣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从其中找到自己的认同。因此,这些民间组织和群体也具有相应的公共性。但是,不管怎样,公民社会的公共性只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他们各自的构成而言的。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伦理精神丧失了直接的统一,进行分化而达到一个相对性阶段,在这个阶段,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分离的,特殊性是它的核心原则,只有国家才具有伦理精神统一的普遍性,公民社会仅仅是伦理精神完成统一的中介。显然,黑格尔在这里已经认识到公民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属性,即它相对于国家而言并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最终意义上的公共性。作为公民社会具体体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仅仅是它们成员的共同体,并不是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公民的共同体,因此,相对国家而言,它仍具有非公共性。譬如民营企业家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相对于其成员而言,是集体的,其针对成员所行使的权力就具有公共性。一旦它作为一个主体在与国家和外部社会主体发生关系时,其运用的权力就是私权力,而不是公共权力。

   其次,从权力的价值取向看,概括的社会权力始终将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幸福等作为其价值追求,这些价值具有人类的普遍性,是社会公意的反映。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认为,在公共权力产生之前,人们原本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但是人们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中无法克服来自自然界的侵袭和人与人相互间为利益而发生的争斗,人身与财产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为了某种“秩序”和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幸福等目的,人们通过契约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各自分离的私权结合成为公共权力。因为公共权力是在人们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幸福追求就成为其永远的价值取向。然而,价值取向仅仅是人们一种应然的价值判断,事实上的公共权力并不都是如此。从公共性权力产生的过程看,它脱胎于个人私权,是私权的相互联合,自私永远是权力的本性。一方面,由于权力的私人本能性致使人们不断地为占有社会资源而争斗,公民社会就成为个人私利的战场和私人利益与特殊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上演因为私利而进行的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联合;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私人本能性,权力的公共性从没有实现绝对的统一。权力公共性只是一个相对范畴内的特殊规定,在这个领域中是公共的,而到了另外一个领域就演变为相对私人性,即使被黑格尔誉为伦理精神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全球范围中,也是一个私团体,具有自己的而非全球的私利,其权力也是一种相对的私权力。而且,由于权力的私人本能性,导致了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就脱离了契约初始的个人控制,出现某种程度的异化。所以说,社会权力相对原子化的个人而言仅仅是权力的第一次异化,尽管这种异化可能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因此,权力的取向并不总是体现社会公意,有时会发生异化,走向社会公众意志的反面。

   第三,从权力运行的目标和归宿看,实现公共利益既是社会权力的逻辑起点,也是其运行的终极目标与归宿。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联合体的公民社会中的诸个人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由于需求、欲望或自由意志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因此,成员间的关联性基础就在于每个人都成为满足别人这些欲望和需要的工具。由于人不能仅凭自己就能满足这些欲望,所以就必须组成联合体,并赋予联合体以公共权力,而联合体基础就是成员间存在着共同的需求和某种普遍性的利益,否则,这种联合体就无法产生,即使产生也会迅即分裂。所以说,公共利益是社会权力运行的目标与归宿。但是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概念,具有极强的相对性。一方面,它是与私人利益相对存在的,它与私人利益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谓其对立,因为公共利益是为共同体的成员全体或多数享有的利益,而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更不是某一具体的、原子化个人的利益;谓其统一,因为公共利益“不仅可以解释为私人利益的集合,更可以理解为以私人自愿性权益让与为基础的利益联合。”{11}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因地域、阶层等不同而具有多元性和多面性。所谓多元,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同国家和地区中不同阶层与群体的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所谓多面,是指某些利益在有的社会团体或诸个人集合看来是公共的,而在另外的社会团体或诸个人集合眼中就是私人的。可见,在社会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公共利益仅仅是一种逻辑起点与归宿,它从没有完全脱离私人利益而存在的,没有蜕去“私”的一面。

基于此,本人认为社会权力的性质既有公的一面,也有私的一面,具有公私二重性,完全将其归类为公共性权力或私性权力的范畴都是不严谨的,公私两个方面始终纠缠在一起,融入在社会权力的方方面面,并且相对而存在。一方面,从权力的外部规定性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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