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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人淮: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破解

更新时间:2013-12-20 23:45:14
作者: 杜人淮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趋于强化和固化、农村人口转移和生存压力加大、城镇化加速推进承载能力脆弱等困境。为破解城镇化发展困境,需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良性互动发展,推进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同步协调发展,并着力打造效能型、生态型和智慧型城镇。

   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持久动力。当前,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比较脆弱,遇到的瓶颈问题日趋突出。能否有效破解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困境,不仅直接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和质量,而且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制约经济平稳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城镇化: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最早源自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所著的《城市化基本理论》,该书中的“城市化”被用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过程。至20世纪,“城市化”一词得到世界范围广泛接受。20世纪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一词被引入中国,先后被译成“城市化”和“城镇化”(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通常译之为“都市化”)。我国学界长期混用“城市化”和“城镇化”,且未作严格区分。为便于同国际接轨,甚至有学者提议用“城市化”替代“城镇化”,统一使用“城市化”。比如,1982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就指出,“城市化”和“城镇化”为同义语,为避免误解,建议用“城市化”替代“城镇化”。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城镇化”,“城镇化”一词已广泛出现于党和政府文献中。“城镇化”和“城市化”虽一字之差,但对我国来讲,“城镇化”已被赋予特定内涵,表明我国“城镇化”不等同于国外“城市化”。

   1.突出了我国城镇行政建制的现实特征

   城镇化中的城镇,是“城市”和“镇”的合称。从法律涵义上看,我国的“城市”和“镇”统称为城市,包括直辖市、建制市和建制镇。比如,我国颁布实施的《城市规划法》第三条就规定:“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但在行政建制上,“城市”和“镇”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建制。其中,“城市”行政建制分为直辖市、省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与地级市)和县级市,“镇”行政建制包括县级城关镇和乡级建制镇。“城市”与“镇”的区别,不是简单的空间大小和人口多少问题,更主要是管理体制上的不同。按照目前管理体制,县级市及以上城市属于城市管辖范围,而县以下镇(包括县城所在镇)则属于农村管辖范围。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杜人淮,2011),既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城市”的发展,即所谓“城化”,也包括农村人口向“镇”的转移和“镇”的发展,即所谓“镇化”。因而,中国城镇化既不是“大城市化”,也不是“小城镇化”。

   从外文词义上看,“Urban”(城市)是相对于“Rural”(农村)而言的,除了“Rural”居民点外,其它居民点均可视为“Urban Place”(城市地区),既包括“City”(通常译为“城市”),也包括“Town”(通常译为“镇”)。但国外的“City”和“Town”不等同于我国的“城市”和“镇”,其“City”和“Town”不是指两类不同制度安排的行政建制,而是指不同面积和人口规模的非农业人口集聚区,其中“City”通常被看成是面积较大和人口较多的“城市”,“Town”则被看成是面积较小和人口较少的“镇”。当然,“Town”并不一定都指镇,还可指城市的繁华街区,如唐人街(China Town),也可指市政办公地,如市政厅(Town Hall)。由于我国“城市”和“镇”的行政建制不同,从而各自的户籍、土地、社保等制度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同西方城市化相比,我国城镇化不仅仅涉及农村人口向 “城市”(City)和“镇”(Town)的转移,以及“城市”(City)和“镇”(Town)的发展和完善问题,而且必然要涉及我国“城市”和“镇”属不同行政建制等原因所导致的不合理制度安排改革和完善问题。

   2.体现了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殊状况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及其市民化。据此,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合理选择,需要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及其市民化问题。我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仅总人口中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而且基数高,空间分布不均衡。虽然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例已首破50%,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52.57%,但若按户籍人口统计还不足40%。这不仅表明我国距离高度城镇化水平有加大差距,而且表明我国农民市民化问题比较突出。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目标要求,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届时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城镇需增加7亿多人口,届时将增加4-5亿劳动力。因此,仅依靠现有建制城市将难以消化如此庞大农村转移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城镇化道路,既要引导和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又要引导和推动农村人口向“镇”转移。

   不仅如此,中国城镇化还反映了本国农民的基本状况和要求。总体上看,我国农民文化水平和劳动素质偏低,不仅大多只能在城市从事知识和技术要求不高的简单劳动,而且收入水平较低,因而难以承担城市高昂生活成本,融入城市难、扎根城市难、市民化更难。另外,经过几千年的传统积淀,我国农民具有浓厚家乡意识和亲情观念,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一般不愿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即使外出打工获得一定经济基础后也大多愿意回家乡发展。即使新生代农民也大多愿意留在本地创业致富(黄鹤群、罗玉琪,2012)。目前,我国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具有一定的“伪城镇化”(Pseudo Urbanization)特性,所谓50%以上城镇化率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未能融入和扎根城市的“流动人口”。因而,根据我国农民的特点,不仅要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口向异地城镇转移,而且更要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口就地转移,特别是向小城镇转移,注重提升小城镇发展水平和质量。这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我国农村人口的城镇转移和市民化问题。

   3.反映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城镇化背景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城市化加速推进时期的农村人口总量相对较低,且资源相对丰裕和低廉,资源环境等问题也不十分突出。如果我国重蹈发达国家重点发展少数城市和高能耗城市化道路,不仅难以解决我国庞大农村人口转移问题,而且必然带来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重的“城市病”问题,并付出更高的资源环境代价,从而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战后南美等发展中国家采取超越本国承载能力的“过度城市化”模式,不仅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农村病”,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便是最好的例证。因而,“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①]

   我国城镇化是“城化”与“镇化”的有机结合,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合理布局及适度发展,这不仅有助于避免和解决某些国家“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和“农村病”等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好长期以来我国“滞后城市化”所带来的内需不足等问题,同时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转移效应及回流效应等,不断提升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弥合城乡发展差距。我国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积,也不是单纯增加城镇人口和扩张城镇面积,而是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要求,推动城镇建设由粗放扩张向集约发展转变,促进经济结构与布局优化调整,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和提高环境质量,完善和改进基本设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创建繁荣城镇、美丽城镇、和谐城镇,从而使城镇化成为促进经济社会整体转型和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应对策略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自然过程,无论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过度城市化”,还是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城市化”,都将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此,需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按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③]要求,积极稳妥推动地城镇化平稳健康发展。

   1.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良性互动发展

   工业化是城镇化必然前提和重要支撑,城镇化是工业化必然结果和重要依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④]维基百科甚至把城市化界定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钱纳里等著名经济学家还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的一般逻辑,认为工业化前的准备期,城市化为30%以下;进入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增长期,城市化率为30%-60%;而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期,城市化率大于80%。(钱纳里等,1975)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采取的人为限制农民进城和推动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等人口流动政策,导致城镇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率超过50%,已基本上同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现实特点和要求相适应。但由于我国制造加工业整体上处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低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同当年英、美等国家的“世界工厂”具有很大差距。(田伯平,2012)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还有赖于工业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有赖于两者之间良性协调互动。

   工业化主要创造供给,城市化主要创造需求。超越工业化的“过度城市化”和滞后于工业化的“滞后城市化”都是病态城市化,必然严重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和健康发展。因此,只有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同步发展,走“适度城市化”道路,才能促进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就我国而言,一是需要推动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良性互动发展,把城镇化同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的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二是需要推动城镇化与农业工业化同步良性互动发展,加快转变我国农村单纯的村落经济与个体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引导和支持农业产业化与公司化,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同时鼓励和支持城市人才、知识、资本、管理等优势资源下乡,不断延伸城乡产业链,不断提高城乡产业关联度,从而不断提升农业产业结构层次和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型。

   2.推进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同步协调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也是城镇化基础。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大国,没有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化绝不是用发展城镇去消灭广大农村,更不是城乡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而是通过城镇化带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整体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和解决“三农”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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