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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世间已无邓正来——我对邓正来教授的追思与怀念

更新时间:2013-12-20 20:55:03
作者: 魏敦友 (进入专栏)  
我惊讶地发现,邓老师也是应邀的评议人之一。晚宴时我正好和邓老师在一桌,这是我第二次见邓老师,感到十分亲切友好。同桌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范瑜教授等人。

   次日开幕式上,令人十分震惊的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先生赫然在座。哈罗德·伯尔曼先生出生于1918年,这时的他已经接近九十高龄了。自从梁治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翻译他的《法律与宗教》以及贺卫方等人翻译他的《法律与革命》以来,他的法律思想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广为中国法律人所知。特别是他在《法律与宗教》中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甚至于成为中国法律学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中国法学界盛行一时的所谓“法律信仰论”几乎可以说正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展开的。我最初进入法学领域,正是“法律信仰论”如日中天之时,我通过谢晖教授了解了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论”,但我很快对盛行于中国法学界的这一话语体系进行了批判。我持一种与之相反的理性法律论主张。因为最早批判法律信仰论而获知伯尔曼先生,但根本做梦也不会想到可能见到这位大洋彼岸的老人家,所以突然见到他,自然成为生命中的一个奇遇了。这天的开幕式伯尔曼当然是最大的一个亮点。谢晖教授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可惜他不懂汉语,虽然谢晖教授找人翻译给他听,并做了解释,但我估计他一定似懂非懂吧。在开幕式上,我看到邓老师不时用英语与之交谈。伯尔曼不时点头。会议期间邓老师多次对山东大学会议主办方说,你们请年事很高的伯尔曼来山东大学,真是勇气可嘉啊。不幸的是,伯尔曼先生在回国后的次年,2007年,去世,终年九十岁。现在他的大量著作正在不断地被中国学人翻译过来,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参照。

   这次会议是我近距离进一步了解邓老师的机会。这些年来,随着国内各种会议的增多,会议越来越不严肃。虽然名曰学术会议,但其实很不学术。一些人不过是借参加会议之机露个头脸而已,很多时间并不用在会议的学术讨论与交流上。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这次会议邀请了武汉地区一位小有名气的法学教授,但这位教授不仅没有参加开幕式,而且会议期间也心不在焉,只管自己讲话,根本不在乎别人讲什么。邓老师对这位教授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我注意到,邓老师不仅全程参加了会议,而且神情庄重,认真倾听每一位与会者的发言,不时做着笔记。轮到他发言时,他非常精准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而且表达清晰,条理连贯,令与会者收获到智慧上的愉悦。也许有人认为邓老师矫情,但这大多是出于一种误解。后来我看到邓老师在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所作的学术总评《全球化问题的问题化》一文中写道:“你们说我一直在认真做笔记,实际上,我每次开会时都会很认真做笔记的。做笔记是一个认真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向你周围的人学习的过程。对此我想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希望你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位年级比你们低的同学,不要小看你们周围的任何人所做的发言,因为你们也许能够从他们的思考和发言中学到很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智性上的平等。”从邓老师的身上,我体会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漫长、极其艰辛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从诸如做笔记这样看起来的小事做起,而不能指望不经过艰苦的日积月累却凭空有一轮大气磅礴理论日出。

   因为山东省是孔子的故乡,所以山东大学会议主办方特别安排与会者在会议结束之后去曲阜参观孔庙。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孔庙。但我在激动时又有几分歉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我们哲学系的谭厚兰女士曾带领北师大的师生到曲阜孔庙破旧立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砸碎孔庙的人。据说因此山东省人非常讨厌北师大人。因为这位未曾谋面的学姐的过激行为,现在我临近孔庙,前来祭拜中国文化的孔圣人,内心不免有几分惶恐不安。幸好有邓老师的带领,我才有勇气和与会的学子们一起来到孔庙领略我们中国文化先人的足迹,进一步谋划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蓝图。孔庙里人流如梭,我如有所思,感慨人类今昔。这时突然听到邓老师的一声呼唤:“敦友,快过来参拜孔子呀!”原来邓老师正在组织学子们参拜孔子。我连忙小跑过去,然后静静地站在孔子的塑像前,双腿跪下来,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滚滚洪流之中去了。

   次日告别邓老师和诸位学子后,我打算返回南方。但正在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再去孔庙?我禁不住这一念头的诱惑,连忙重新购买了去曲阜的车票,一个人再作曲阜行,只身再去祭拜孔子。这次我特意在曲阜城住了一晚,亲身感受一下这座文化古城的文化魅力。这一天与昨天不同,许是工作日的原因吧,人极稀少,在偌大的孔林,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最后,我来到孔子墓地,在子贡庐墓处一直坐到夕阳西下,树影婆娑,方才离开。在孔林,我看到几乎每一块碑石都是后来缝合而成的,它们在文革之中全被人给砸断了。我仔细端详这一块块碑石,断裂纹路清晰可见,这时我领悟到,中国文化不可能返回古典了,它必须开拓新路,才能有新希望。但是我们又不能割断历史,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我想这也许是邓老师愿意亲自带我们这些未来中国文化思想的建构者前来祭拜孔子的深意吧。

   四

   有些朋友以为我与邓老师平素有比较深厚的交往,其实我与邓老师的近距离的接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我跟邓老师的交往更多地限于学术方面。所以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学术上的邓正来,生活中的邓正来我知之甚少。好朋友中有不少人对邓老师持有相当尖锐的批评态度,我能理解。但我更愿意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与建构的角度来看待邓老师,从一个读书人的视角去体会他的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很多人的眼里,邓正来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翻译家而已。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不公平的。的确,邓老师翻译了大量的经典作品。我这些年搜集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哈耶克的作品之处,还有E·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一卷,2004,第二卷,2007)、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李猛 李康译 邓正来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卷,2008,下卷,2010)、《西方法律哲学文选》(法律出版社,上下,2008)及韦农·波格丹诺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老师是法学领域中最辛勤、最富有成果、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翻译家。真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邓老师的这些翻译作品,当下的中国的法律思想将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景。正是邓老师翻译的这些翻译作品(当然不限于这些作品),滋润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学学子,可以预料,它们还将继续滋润未来的大批的法学学子。邓老师翻译的这些作品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思想的一部分,必然对中国法学的重建起到支撑性的作用。

   人们往往对翻译家的工作缺乏深度理解。人们更多地是从字典式转换的角度看待翻译,因此将翻译并不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的确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们对他们所从事的翻译著作不求深入的理解,而只是简单地做文字上的转换工作。邓老师的翻译工作不是这种字典式的翻译,而是他所称的研究性翻译。这种所谓研究性翻译,如邓老师在E·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重译本序中所说,一方面是要为中国法学的重建做知识上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做知识上的清理工作。这意味着,这种研究性的翻译必然是带着中国问题而进入西学经典,通过对西学经典知识脉络上的清理,然后回过头来重思中国问题。我注意到,邓老师之所以进入西学经典的辽阔领域,实际上他心里是装着他的中国问题的。邓老师在后来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时,甚至将他的问题回溯到他十四岁时做“童工”的经历。因为在他看来,童工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秩序,于是顺理成章,循着这个思路,他的问题逐渐明确起来,这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问题,邓老师认为他的所有的著述及思考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而刘小平博士更是精准地将它称为“邓正来的终生问题”。因此,邓老师的翻译不是字典式的翻译,而是研究性翻译。有了这样一个视角,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邓老师几乎在所有的翻译著作中都写有长篇导论,而他自己的著作又都是建立在这些翻译作品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更重要的,我以为连邓老师自己都未曾理解的一点,是他的经典翻译及其著作所产生的后果。美国学者列文森在他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在论述中西方的文化交往关系时曾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列文森这一看法。因为中国近世以还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而此一变局西方影响甚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现代人的参与,此一大变局则无法完成。正因此,我们可以将邓老师的翻译工作放置到这个场域之中去理解,当更能理解邓老师的翻译工作的意义。

   这里可以引文学家王小波的一些说法作参考。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说过这样一些话:“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把时尚排除在外,在文学以内讨论文体,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了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王小波进而认为是王道乾、穆旦先生“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王小波在这里虽然说的是文学,但在我看来,他的这句话也适合于现代中国学术语言的建构过程。参照王小波的说法,我可以大胆地说,邓老师对西方经典的翻译实际上从语汇与语法整个地改变了中国古典的语言形态,从而建构起了一种完全现代的中国学术语言。作为后学,我们可以进一步学习邓老师通过西方经典翻译而建构起来的现代中国学术语言而阐述自己的思想了。

   从晚清严复到当下的邓正来,中国学人为了中国文化的重建,大量地翻译西学经典,这个过程持续了一百多年。可以将严复、邓正来等人视为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的盗火英雄,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在百年的盗火中逐步得到成长,邓老师毕生所致力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目标就可以视之为中国现代思想成长的标志。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邓正来教授的逝世,可能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人们可以逐步从西方典籍的翻译时代转向中国思想的建构时代了。

   五

   2011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博士的电话。国东博士在电话中告诉我“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出版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将在六月上旬召开,希望我能去参加。另外,国东特别提到邓老师的一个安排,即在这个会议结束后,将邀请福建的吴励生先生和我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一个学术报告。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邓老师寄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显得更加厚重而典雅。打开封面,就见到邓老师隽秀的字体:“敦友雅正 正来 二○一一年复旦”。我连忙认真读了一遍,对邓老师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前面提到邓老师通过西学的经典翻译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学术语言,其实,邓老师同时也是这种学术语言的实践者。所以,邓老师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翻译家,他更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建构者。他写出的一大批著作就是确切的证明。他的著述除了前面涉及到的哈耶克的著作之外,就我手头能够列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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