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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维忠:我的大伯薛岳

更新时间:2013-12-18 21:10:23
作者: 李菁  

  
因为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粤北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孩子被父亲取名“仰岳”,意为敬仰岳飞,不忘自己民族经历的屈辱。长大后,这个农家孩子将名字改为一个单“岳”,以更加重“身体力行”的意味——这个名字蕴含的意味,似乎也在冥冥中暗合了这位农家子弟一生的轨迹,他,便是抗日名将薛岳。

   1896年出生到1998年去世,薛岳是民国史一个重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晚年的薛岳和二弟薛孟达、三弟薛仲述,在台湾南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半隐退日子。薛仲述的独子薛维忠,也成了这段岁月一个独特的观察者。“大陆的记者要写我大伯的故事,说实话我真的很意外。”一直微笑着的薛维忠很坦诚地说。

    

   国共之间

   说来有意思,十几年之前,我跟太太去湖南张家界旅游,在长沙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太太去书报摊闲逛,看到一本杂志封面上有《蒋介石的十大名将》的标题,是大陆出的,她就买了下来。飞机上,我们俩翻看这本杂志,越看越觉得奇怪:我们家跟中共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太愉快的过去,可是这“十大名将”中有9个都被骂得狗血淋头,怎么到了我大伯薛岳这里,却没怎么挨骂?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每一次我们回大陆,都有一些人因为我们的“薛”姓而和我们谈论起薛岳,虽然他们未必知道我们的家世,但是谈起薛岳来都是尊敬有加,而且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让我很意外。

   想来有些讽刺的是,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在津津乐道地谈“薛岳”,可是台湾这后来对薛岳却不怎么宣传,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我被台湾的一所军事大学请去做管理方面的演讲,校长晓得我的家世背景,送了我一本《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史》的画册,我挺高兴地翻看。你猜怎么样?里头谈到了三次长沙大会战,可是竟然“薛岳”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

   在国共之间,大伯的地位比较微妙:一方面,在中共眼里,薛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和他们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头”。可是另一方面,在国民党那边,大伯虽然是中央军的热门,也从来没有像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那样搞过“割地自居”的事,但他又不是“黄埔系”的人,这就成了他与蒋介石关系的“死结”:他对蒋介石并不服气,蒋介石对他也不完全信任。

   大伯的资历非常老。他当年是追随孙中山而参加革命的。我们薛家祖籍在广东乐昌,是粤北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爷爷薛豪汉虽是普通农民,却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正好是《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所以爷爷就为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仰岳”,敬仰民族英雄岳飞之意。大伯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个单“岳”,意思是不仅仅要敬仰岳飞,更要身体力行。

   当时革命风潮在广东一带兴起,大伯也深受影响。虽然当地人轻易不离开故土,但是15岁那年,他还是说服父母,离开家乡到广州学习军事,从此开始戎马生涯。大伯很早就加入孙中山创建的粤军,当年他因为“革命党”在安南被捕时,孙中山先生还亲自出面与法国人交涉营救他。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不久,1922年,26岁的大伯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中校营长。6月1日,大伯带着警卫营,陪同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驻扎在总统府。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住在粤秀楼。6月16日,孙中山十分信任的陈炯明突然发动叛变,以4000人围攻总统府——很多年后,大伯和我们在家里聊天时曾回忆过当时的细节。他告诉我们,本来他们要先把夫人送走,但宋庆龄很了不起,她坚持让警卫人员把孙先生先带出去。她说:“孙先生要紧,孙先生走了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是大伯他们这些警卫人员护卫着孙中山与宋庆龄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段经历也让大伯铭记终生。

   大伯一生经历了无数风浪,对很多政治人物不以为然,但是他终其一生,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期在台湾的时候,有时我对他说:“大伯,我们去教堂吧!”他说:“去什么教堂,我是‘国父教’的!”当年跟随孙中山的将领,谁会对蒋介石服气?

   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整编部队。大伯的第四军虽然战绩卓著,却被缩编为第四师,军中的精英也被打散到各个部队。大伯心灰意冷,有意辞归乡里。大伯后来回忆,他途经南京时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对他说:“并非我对你不好,是何敬之(注:时任军政部部长)不谅解你!”大伯心灰意冷,他开始学习德语,准备到德国深造军事。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去美国洽购棉花的宋子文临行前与蒋介石会面,宋子文向他建议,最好能征召薛岳来江西“剿共”。蒋介石也深表认同。宋子文马上发了一份电报给我大伯。正在香港九龙埋头学德文的大伯从九龙直奔南昌行营见蒋介石,且被委任为第三路军上将副总指挥,负责协助陈诚“剿共”。从1933年起,他亲自参与了历次战役,和共产党周旋了无数次。湘江之战中他也让红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后来有人说,“薛岳是红军长征路上最为头疼的敌将”。红军长征时,他率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穷追不舍,确实给红军造成很大威胁,可以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他长追了两万里。他和中共很多领导人交手多次,也成了“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其实大伯跟共产党的很多高级干部很熟,他和叶剑英同是老广,早期更是“兄弟兄弟”地互相称呼。我父亲跟邓小平也很熟。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父亲薛仲述也在法国多佛尔航校学习开飞机。我父亲后来也常常会提起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他也很尊敬他们。

    

   赫赫战功

   1937,淞沪会战爆发时,大伯还驻守在贵州。他连续三次请命,要求到前线抗战,最终得到蒋介石应允。9月17日,他到达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投入淞沪战场。他们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虽然伤亡巨大,但也给日军很大打击。

   淞沪会战中,大伯还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11月初,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大伯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当天傍晚,他正在安亭司令部与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突遭日军攻击,通话中断。他急令特务营抵抗,同时率司令部人员撤退。途中他的车又遭日军袭击,司机、副官和卫士都中弹牺牲。此时大伯正感冒发烧,声音已经嘶哑,他急忙打开车门,跳到路旁的稻田中,幸亏他水性好,才游过河沟幸免于难。

   1938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大伯出任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他指挥军队在万家岭一带,重创山下奉来兵团,俗称“万家岭大捷”。这是中国抗战中唯一一次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役,至今还被很多人提及。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大伯最为有名的战绩,当然是三次长沙会战。

   国民政府原来是不准备守长沙的。蒋介石的意思是,守着阵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决战,保存实力。当时大伯接到命令,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压力太大守不住,就把部队后撤到湖南醴陵、衡山、湘潭地区,放弃长沙以北。可是大伯又来了倔脾气:“什么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为此白崇禧和陈诚专门乘飞机从重庆到长沙,面劝他。大伯坚持不撤,还斥责他们俩是懦夫。陈诚和白崇禧没办法,只好无功而返。

   当天晚上大伯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重庆,找蒋介石请战。当时蒋介石已经入睡,是宋美龄接的电话。大伯在电话里跟宋美龄说:“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告诉他不要激动,由她向蒋介石转达。第二天宋美龄就给大伯打电话:“伯陵兄,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长重新下个命令,配合你。”后来蒋介石补发了一条命令:“在长沙打!”

   在长沙会战中,大伯开创的“天炉战法”至今还被很多军事迷们津津乐道。大伯晚年的时候,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为他整理了一本回忆录。有时他们在采访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听。大伯用他的一口湖南官话跟对方侃侃而谈——我们家乡在粤北,靠近湖南,讲起普通话来与湖南话很接近,大伯最爱提及的,也是“天炉战法”。他后来解释说:当日军发起进攻时,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部队先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然后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空室清野,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歼灭包围之敌。

   大伯当时有一个口号:“化路为田,运粮上山。”就是把路统统破坏掉,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没办法活动,田埂也被缩小到只有一尺之内,穿皮鞋的日本军人在田埂行军也十分困难;运粮上山,把老百姓同部队的粮都运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不能够就地补给,不留一口饭给敌人吃。

   日本人在长沙会战中吃尽了苦头,他们称薛岳为“中国战神”、“长沙之虎”,对他心生畏惧。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也是真的。抗战后期,日本人打到广东来,快到我们粤北老家时,留在家乡的二伯也跟着乡亲们一起逃到附近的山上,他们很担心日本人知道这是薛岳的家乡后,会来报复。可是日本人到了后,非但寸草未动,还把我们的祖坟清得干干净净,杀鸡杀羊杀牛来祭祀。就是因为大伯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觉得薛伯陵(薛岳)是一个英雄。

   大伯很早就声名远扬,抗日战争更为他赢得赫赫威名。1942年1月,大伯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象征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他“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战功。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一千个春天》(AThousandSprings),我高中的时候就买来看了。那本书里讲到,抗战时期,天上有一个“flyingtiger”(飞虎)是陈纳德,地上有个“runningtiger”(奔虎)就是薛岳。这是相当高的评价。

    

   “兄弟相争”

   征战多年的大伯其实特别渴望宁静的生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大伯在江西主持受降仪式后,他立即解散了长官部,也推辞掉山东省主席兼济南绥靖主任,从南昌迁到上海,决心“解甲归田”。薛家兄弟5个,从来没有分过家,一直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薛家以前非常穷,后来大伯带着我爸爸薛仲述、四叔薛叔达、五叔薛季良从军,二伯薛孟坚在家里管家。其他四兄弟打拼赚了钱之后就往家里送,二伯在家乡买田买地,慢慢就把家业给兴旺了起来。

   那时候,我父亲和四叔、五叔还都在前方打仗,我和母亲就住在大伯家。我们在上海住的房子很漂亮,前面有很大的一个院子,这幢房子以前是汪精卫的家,后来被没收,给了大伯住。

   可是那时候的情势,也注定过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眼看国共即将展开厮杀,我还记得大伯那时经常在家里念叨:好不容易打完八年抗战,老百姓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打完日本人又要打自己人?何必自相残杀!言语间很是痛惜。大伯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同门师兄弟,共产党的方式是自下而上,国民党从上往下,两者都是为了国家,殊途同归。”所以他当时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以山海关为界,把东北交给共产党,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做关外,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做关内,“公平竞争”。这个看法和老蒋产生了严重冲突,据我所知,这也是他俩矛盾的导火线。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大伯注定过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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