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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立如: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寻求共处之道

——2010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更新时间:2013-12-18 16:17:03
作者: 崔立如  

  

   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寻求共处之道。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美国方面的一些错误行动,我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中美关系是一个大关系,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所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得从大处着眼。今天围绕这个主题讲三部分内容。

   寻求中美两国共处之道,我们首先得了解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也就是30年来中美关系是怎么发展的,呈现一个什么态势?然后看一看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态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怎么寻求共处之道?这不但对两国来说很重要,对亚太地区、对全世界都很重要。

  

   一、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

  

   所谓态势,是中国人喜欢用的一个词,“态”相对于“势”较为静态,我们讲状态、形态;“势”偏动态一些,中国历来讲“审时度势”,这个“势”是在变化的。中美关系的态势就是有静有动,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过去、今天的态势也可以预见今后的态势。讲中美关系的态势,也是讲它发展的主线,大致的发展模式,包括交往、互动的特点。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大国之间最复杂的一对关系,为什么最复杂?从这几点来说一说。

   第一,中美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或者说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差异性最大的。地理上在地球的一东一西,一个代表东方文化,一个代表西方文化,好比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东西两个路子,差别非常大。就历史而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美国是最发达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如果从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来说,美国是先进的,中国是后起的,现在中国被划入新兴大国行列,就是从工业化、现代化这个意义上讲的。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讲,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由于上述这些巨大的差异,中美之间产生隔阂、矛盾,以至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两个大国分量太重,潜力极大,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存在广泛的平行利益或利益汇合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诸多领域存在进行合作的种种机会与可能性。差异不一定就导致冲突,差异也会产生互补的可能。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情况。

   第二,中美关系是多质性的,或可称之为模糊质的。中美关系的模糊性质的另一个说法是非敌非友的关系。有的把它定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关系,有的把它定为潜在的合作伙伴关系。从官方政策来说,双方定位在非敌非友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重新打开之后开始的。如果用婚姻来比喻的话,它是一种政治婚姻,是由于利益的需求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这种利益需求始于70年代的战略安全关系。当时双方都把苏联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中美接近以共同形成对苏联的牵制、抗衡力量,形成著名的大三角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跟美国逐渐发展起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广泛深入,现在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尤其近十年在一些全球或地区问题上,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发展过程中,中美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结构性的利益需求和利害平衡,形成了现在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中美关系是两个大国的关系,是长期形成的基本形态,不会因为一些具体事情上的分歧冲突而轻易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形成了一种软结构。这种软结构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也包括双方沟通、处理敏感问题的方式,领导人交往的方式等等。这种东西形成以后,就变成中美关系的一种资产。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结构性矛盾和务实性政策。由于中美这两个大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和行为方式很不一样,在国际关系上被视为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一般不易解决,会长期存在。我们讲中美关系存在着两面性,这是重要的基础。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有摇摆,有起伏,甚至有大的危机,这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行为方式的明显差异决定的。政策目标的矛盾性还来源于两国国内对中美关系不同的主张和看法。一般来说,美国国内在对华关系上,务实派认为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寻求发展这种共同利益对双方都有好处;美国要防范中国可能构成的威胁,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所以发展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应当是政策的主导。这是务实派的基本情况。强硬派认为,中美由于政治制度不一样,双方之间基本利益、目标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美国不能对与中国的合作抱有太大的期望;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变,那么中美之间的基本矛盾早晚要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当然在强硬派中,也有种种程度上的不一样,有的对中国采取完全敌视态度,更多的是采取怀疑态度。所谓怀疑态度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把中国作为现实敌人来对待,但老是怀疑中国要对美国造成威胁,要对美国构成挑战。这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其中,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的。换一种表达,就是所谓“杯水论”,在看待两国关系,看待中国的作用,看待中国的发展时,强调它的积极面,说是半满杯,强调它的消极面,就说半空杯。在评估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派,我称之为“满派”和“空派”。“满派”比较多地看到中美关系合作的机会和潜力,中美两国可以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空派”则更多地看到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看到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威胁、中国的挑战。

   从美国政策来说,始终有改变中国的政策目标、政策趋向,我们通常称之为“西化”,即希望把中国变成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这样的话,他们觉得至少在国家基本性质上属于同类。不然的话,中国还是一个异类,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进行防范,这是比较缓和的做法。比较直接的、硬一点的说法,就是要遏制,冷战结束以后,它叫做“对冲”(Hedge,是金融学里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不能把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做好另一手准备)。这种思想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即便是在积极面占主导的时候,所谓防范、“对冲”的思想和措施也始终没有放弃过。

   中国跟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另一个特点。中国对美关系的目标和政策有一个基本点,是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服务。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邓小平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也就是说安全威胁不是一个急迫的、就要对我们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的事情,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搞发展。在这个基本判断下,我们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我们的外交就是要为此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在创造好的外部环境当中,有一个稳定的、积极发展的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点,外交战略从根本上讲是由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决定的。中国外交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简单地说就是“广交友,不树敌”,是一种友善型、防御型、自卫型外交。特别是相对于美国这种扩张性、进取性很强的国家,我们主要是一种反应性、防御性的外交。

   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与世界融合的逻辑所决定的。改革什么?我的理解,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步一步走,用邓小平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含义包括开放,但是开放和改革是两个概念。开放是什么?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跟世界融合。世界现有的体制是由西方主导的,所谓融入世界,就要承认并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美国又是西方的头,基本逻辑就是需要跟美国发展关系,否则怎么融入世界?如果不承认这个体制,那么中美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对抗的。所以,这个基本逻辑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决定了中国的对美关系。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就是确保我们的主权,领土完整,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社会稳定,我们的内政不容干涉,这是前提。

   中国不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这跟我们60年代、70年代初的做法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目标就是寻求一个比较和缓的国际环境,包括稳定的周边环境,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跟西方国家发展关系。这是我们总体的外交方针,也是中美之间发展关系的政策基础。中美这么大的差异,有摩擦,有冲突,有时候还发生危机,怎么相处?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经常说要避免什么,要不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保持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对外整体的方针,包括对美方针是不对抗的,我们讲“不当头、不扛旗”,反映出我们外交的基本态势,是一个缓和的态势。

   中国外交的上述特点实际上也形成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始终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美关系抱着极为怀疑的态度,要对中国进行遏制,但是美国对华关系始终没有被这种势力所主导。除了美国更大的战略需求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这种外交态势有关系。这是中国外交政策非常成功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这种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保证了有个比较缓和的外部环境。

  

   二、新时期中美关系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除了两个当事国的基本因素,决定中美关系态势还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国际因素,或者叫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冷战时期形成的大三角关系,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双方对苏联外交政策、全球目标的判断及苏联所采取的行动密切相关。90年代以后,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国力迅速衰落,已不构成美国主要的现实威胁。美国环顾四周,寻找新的威胁的时候,曾经一度要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威胁。之所以没有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和当时中国采取的低调外交态势有重要的关系。

   进入新时期,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态势发生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力量、总体力量大大增强。当然国力跟美国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综合国力已经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大不一样。这使美国要重新评估中国的力量、地位、影响和政策目标,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保持它对世界的霸权和主导地位,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根本性挑战。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成长壮大,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为潜在威胁。

   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过去不突出的因素,在新的时期变得突出起来,比如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就变得比以往要突出一些。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长期以来是一个淡化的因素,我们尽量少提意识形态差异,我们说不同价值观、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可以友好相处。对美国来说,在你力量不强的时候,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但当你力量变强了以后,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西方很多人把中国看作一个异类的国家,那么这个因素的突出,当然会带来政策上的影响。在美国和西方的对华政策争论中,有人提出这么一些问题:中国和西方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究竟是共同点、共同利益是主要的,还是利益冲突、分歧是主要的?存在的分歧和冲突,是否不可弥合,会不会最终导致双方的对抗?如果能够妥善地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共同利益是否能够压倒分歧,彼此形成和平共处的局面?也就是双方之间有没有可能建立大国关系的一种新模式?

为什么说新的模式,因为在历史上,后起的大国一定挑战现有大国的霸主地位。美国人说,追溯世界历史只有一次例外,就是英国的霸权让给美国,这个过程是和平的。因为英美之间,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体制基本是同类的,特别是语言和文化的相通,才产生这么一种结果。中国崛起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担心。这对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种担心在近两年因为一些重大事件而变得更为突出。金融危机使中美之间关系形态的变化加速,因为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而中国的金融地位在大国当中是相当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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