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邢朝国:法律实践中俗民的“冤屈感”:一个解释框架

更新时间:2013-12-18 14:36:32
作者: 邢朝国  

    

   内容提要: 本文是作者在民转刑案件研究中的理论思考。作者在对该类案件服刑人员的访谈中发现,即使司法判决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清晰,服刑人员仍具有普遍的“冤屈”感。文章认为此类冤屈感产生的根源在于案件当事人对纠纷事件的理解是建立在自身的一套正义观之上,即“俗民正义”。俗民正义与法律正义有着不同乃至对立的判定内容和判定标准,各自有着合法性声称系统。前者溯及既往,关注行为背后的意义是否合理,依据日常生活中共同建构的当然性规则,追求合意的正当性,具有情境性;后者不溯及既往,重视行为本身是否合法,以法条中的规则、程式为理据,追求决定的合法律性,具有普遍性。在司法实践中,冤屈感是以法律正义为基础的案件判决对俗民正义限制甚至否定的结果。

    

   一、基本问题

   自古以来,“冤屈”一词频繁出现在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纠纷解决以及司法实践的表述之中。遇到不公正之事,当事人要“喊冤”、“申冤”,甚至忍辱负重,“含冤待雪”,错判的案件被称为“冤案”、“冤狱”。可以说,“冤屈”一词包含着人们对是非对错的理解以及对正义的追求。在法律制度存在弊端、司法实践出现腐败的情境下,我们不难理解当事人的沉冤莫白,但是,在法律事实明确的情况下,当事人又为何觉得自身在司法实践中含冤受屈呢?

   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是因为笔者在对D市三个监狱的民转刑案件[1]服刑人员的访谈中,发现服刑人员具有普遍的“冤屈感”,即使在法律事实明确的状况下,他们的话语依然充满着委屈,流露出对法律判决的沮丧和不满。站在法律的角度上看,他们的“冤屈”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因此不仅不会得到承认,反而有为自身罪行狡辩的嫌疑;但是从当事人的立场来看,他们的“冤屈”又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理有据,甚至让人为之动容。如果冤屈关涉正义问题的话,那上述矛盾的焦点则在于案件事实如何确认、正义如何定义。显然,司法实践中各方所认同的事实、正义是存在差异的,甚至相悖。由此不难推出,在案件判决不存在偏向的情况下,当事人产生“冤屈感”的关键在于其秉持的正义观(俗民正义)[2]与法律所彰显的正义(法律正义)属于两套不同的知识体系,各自依据不同的合法性声称系统,包含不同的判定内容和判定标准。

   因此,本文拟以一起民转刑案件为例,沿着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的路径,关注当事人表述的正义与法律文本中彰显的正义各自的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以此解释在法律判决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清晰的情况下,当事人产生“冤屈”感的原因。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包含了以下几个更具体的问题:第一,当事人判断自己“冤枉”、“受委屈”的依据有哪些以及这些依据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第二,法律是如何判定事实、正义的?其背后的逻辑、特点是什么?第三,当事人所认为的事实、正义与法律判决书上所呈现的事实、正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认识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冤屈”问题,而且从一般意义上有助于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纠纷解决现象。

    

   二、理论背景:生活世界与法律系统

   西方法社会学对法律系统的一个经典论述是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化理论,即法律“经由受神权政治或世袭制度制约的、实质的和无形式的目的理性的曲折道路,发展为越来越专业化的、法学的即逻辑的理性和系统性,而这样一来—首先纯粹从外表观察—就发展为法的日益合乎逻辑的升华和归纳的严谨,以及法律过程的越来越合理的技术。”[3]在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论述体系下,法律被视为可以经由逻辑推理而应用于具体案件的几何学定理。[4]法律实证主义甚至将法律视为密封的容器,认为法理学的研究内容在于分析法律术语以及法律命题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与社会道德、文化价值无关。[5]当然这种脱离社会系统的,法律系统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产,即卢曼的法律系统理论中所探讨的“符码化”、“程序化”问题。[6]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说,这种体制化、程序化、组织化的系统世界(system world)与原初的、未分化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发生断裂,[7]甚至前者对后者实施殖民,其结果是“生活世界中的行为逻辑很难再影响法律系统本身的运作逻辑。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化并具有强烈自我维系倾向的法律系统中,法律人所应用的语言和逻辑与普通民众在其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语言和逻辑有着本质区别。”[8]

   而学界与此相关的经验研究多集中在(以法律系统中的律例为理据的)国家法与(以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原则为准绳的)民间法之间的关系上。比如滋贺秀三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出发,认为清代民事审判是一种教谕式的调解,即所谓的“情理”—“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在那里,地方官以作为地方官员的威信和行使一定强制力的权限为背景,主要依靠建立在情理基础上的判断—如果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则不妨参考之—来劝导说服当事者以平息纠纷。”[9]与滋贺秀三的研究结论不同,黄宗智认为清代的民事审判基本上是依法而断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理据。[10]此外,黄宗智认为在国家法典与民间非正式的习惯法之间有一个中间状态,即“第三领域”(the thirdrealm)。[11]但黄宗智的“第三领域”概念实际上仍然是沿袭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解释框架,对“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并没有作出实质性超越。[12]

   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模式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送法下乡”成为学界描述作为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建立法律秩序的惯用范式,认为基层司法建设承担了重建国家对个人的权力关系这一功能,成为在乡村社会贯彻国家秩序的一条可行路径。[13]法律在乡土社会秩序维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弥补村庄内生性权威社会控制不足的重要力量。但是如同梁治平指出的,“通过宣传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地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知识也未必都是指导他们生活、解决他们问题的有效指南……对他们来说,国家法律所代表的不但是另一种知识,而且,至少在许多场合,是一种异己的和难以理解的知识”。[14]对于普通人来说,法律世界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分离的,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规则和逻辑。“老百姓是法律之外的存在……只有触及法律的时候,他们才在法律的脉络里出现,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实际上是居于法律之外的。”[15]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进入法律世界的意义脉络本身就是一个跃迁的过程。因此,“虽然我们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已经是西方化的了,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种法律”。[16]由此导致的一个状况是,法理权威尚无法完全取代其他类型的权威,多种权威并存(权威多元)、秩序的多元化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此状况下,对于人们如何看待法律以及怎样定义事实与正义,学界存在两种研究取向—态度取向和文化实践取向。在态度取向中,法律理论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可谓独树一帜,认为法律意识是个人的观念和态度,它们结合起来就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形式和结构。而意识本身既包含理性,又包含欲望。在此框架下,美国学者泰勒(Tom R.Tyler)等讨论了美国人在法律信仰、态度和行动方面的差别,以此作为解释美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特征的工具,如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更多的是基于程序正义而不是分配正义,他们对法律经验的评价一般是根据互动的过程和形式,而不是互动的结果。[17]照此研究路径,冯仕政对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但规范性服从的背后蕴涵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而在法律正义观方面,中国人则是重分配正义轻程序正义的。[18]

   在文化实践取向中,意识被理解为人与世界交互过程中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赋予世界的意义变成定型的、稳定的和客观的东西。这些意义一旦被制度化,就会变成物质系统和话语系统的组成部分,这种系统限制制约着未来意义的创造。”[19]文化实践取向的核心主张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理解法律的各种意涵及其建构过程,[20]如尤伊克(Patricia Ewick)和西尔贝(SusanS. Silbey)考察了美国普通公民是怎样理解法律和使用法律的,以及法律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并提出了三种法律意识的理想类型,即敬畏法律(stand beforethe law)、利用法律(play with the law)和对抗法律(act against thelaw)。[21]此外,梅丽(Sally Engel Merry)对美国劳工阶层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发现法院存在三种惯用的话语方式—法律话语、道德话语以及治疗性话语,并且详细地分析了法院的工作人员和当事人如何将三种话语进行转换。[22]

   与文化实践取向在日常道德和关系情境中讨论法律的社会含义这一研究路径一致,本文将法律实践中的“冤屈”问题置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从常人方法学以及现象学社会学出发,探讨俗民(常人)如何建构和理解纠纷情境中的事实与正义,并将其与法律系统确认案件事实与法律正义的方式进行比较,以此勾勒二者之间的差异,为法律实践中的“冤屈”问题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三、从生活世界的纠纷到司法场域的案件

   在没有司法介入的情况下,纠纷事件通常是起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终止于日常生活世界,其产生的过程以及解决的过程都包含了生活世界的一套逻辑和规则。这里,生活世界不仅仅是背景,而且是行动者互动的对象。[23]在生活世界中,规范如何出现以及秩序感如何建立等都依赖于行动者的理解过程和情境定义,而这恰恰是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来看待、界定和确认现存的规则和定义?人们如何利用他们对于现存的定义和规范的信念来彼此描述进而建构社会秩序”?[24]

   对此,常人方法学指出,人们需要运用一套共同的方法为互动建构起情境秩序感—当然性规范和预设以及何者为真的知识体系,这些方法包括行动的反身性(reflexivity)和意义的索引性(indexicality)。其中行动的反身性是指人们为了维持知识体系的连贯性以及观念信仰的一致性,会根据特定的现实观和预设来理解、解释对方的言行举止,采取例行化的身体运作(routine function),以此使互动得以顺利进行。而意义的索引性则是人们在互动情境中所表达的意义是有背景关联的,“互动各方收发的姿态、暗示、言辞和其他信息在特定的情境中自有其意义,如果没有一点关于这一索引的知识—互动各方的过往、他们声明的目标、他们过去的互动经验,等等—那么,很可能会错误地解释互动个体间的符号交往”。[25]也就是说,人们在对社会行动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会借助手头上类型化了的库存知识(stock of knowledgeat hand),会溯及自己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一个行动者所在的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仅仅是‘现在’,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它还是‘历史性的’,即一个人进入的这个情境是和他所有以往主观经验的积淀密不可分的”。[26]

沿着现象学社会学以及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路径,我们可以将那些发生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事件置于生活世界中进行考察。此时,纠纷已不再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是由一系列情境构成的事件链,并且纠纷事件本身已嵌入在日常生活世界之网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产生、升级以及最终解决都与纠纷事件各方在生活世界中积累的库存知识、经历的生平情境勾连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057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