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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朝国:法律实践中俗民的“冤屈感”:一个解释框架

更新时间:2013-12-18 14:36:32
作者: 邢朝国  
关涉到他们对纠纷情境中何为事实、何为正义的理解和争论。换言之,纠纷当事人对日常生活情境中纠纷的理解乃至对事实、正义的评判是以普通人(常人/俗民)在生活世界中积累的一套当然如此的习惯性知识为参照图式,[27]这种知识的思考方式是“社会生活会一如既往……同样的问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前人留下的知识……我们所使用的这些‘窍门’知识,并非我的私人事务,它是我的同伴所共同接受和使用的”。[28]因此,如果将纠纷事件本身看做是纠纷当事人“想当然”的自然态度遭到破坏、手头的库存知识失效,导致生活世界中互动所在的情境秩序出现紊乱的话,那么纠纷的解决过程则可视为纠纷各方重构索引性表达,重新制造现实,获得对纠纷情境的共同理解和定义,恢复知识体系的连贯性,维系生活世界的现实感和秩序感。

   可以说,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纠纷的产生和解决都有一定的背景特征,或者存在不言而喻的隐性规则。在特定的情境下,诉诸暴力的私立救济是被认可的,甚至被认为是必需的,具有“合意的”正当性。但是,当纠纷事件进人司法场域并被“案件化”之后,司法的形式理性与程序技术[29]以及法律系统的封闭性[30]将日常生活世界的索引性、情境性统统格式化,[31]当事人的库存知识、生平情境被严格滤除(即司法实践的“去生活化”),以此实现法律过程的“纯净化”。在这种高度程序化、形式化的司法实践中,法律规则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成为评判是非的绝对准绳,司法判决书的写作也成了法官技能和学识的展示,而无须关照生活世界本身。对于司法实践的这种形式理性化和封闭性,韦伯曾用自动售货机来形容。[32]在此隐喻中,程序化、技术化的法律世界与普通人互嵌的、延展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相对隔离的,二者的运作逻辑、知识体系大相径庭,甚至是断裂的。[33]因此,那些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合意的”正当性、情境所需的、当事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of course)暴力救济在法律世界中则被重新定义,甚至被贴上犯罪的标签,不具有“决定的”合法律性。[34]从此意义上讲,生活世界被法律世界殖民化了。

   在司法场域中,虽然生活世界中的纠纷事件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符号和程式被制作成法律意义上的案件,并最终以判决书的形式来呈现法律对该案件的事实认定,但是法律所认定的事实、表达的正义在多大程度上被案件当事人理解和接受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法律系统将生活世界从案件中剥离,并不意味着它能将生活世界的知识和预设从案件当事人的认知系统、评价系统中滤除,相反,生活世界的这套知识与预设是嵌入在当事人的库存知识、生平情境中,影响着他们对法律事实、法律正义的解释和评判。

   在法律实践中,当事人会根据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规范以及习惯性知识来定义事实和正义,并且这一事实和正义对他们来说是最真实的,因为只有日常生活的现实才是至尊现实[35](paramount reality)(舒茨语),而法律现实至多是准现实(quasi-reality)。这正如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的分析那样,“所有的现实都是主观的,称某物是‘真实的’,意味着此物处于与我们自身的特定关系之中”。[36]因此,当判决书所主张的事实、正义与当事人自身所理解的事实、正义相左时,其产生冤屈感也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本文将分别以一起民转刑案件当事人的表述以及该案件的判决书[37]为切入点来说明上述问题。

    

   四、话语分析:生活中的俗民正义

   王善,男,59岁,D市J区华远屯镇长石村村民,2006年8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据他叙述:

   那是2005年7月的事,我跟邻居赵明为地边发生矛盾。赵明家的地在我家房子后边,离房子很近。这块地是村集体的机动田,他家拿去种了。后来村政府要收回来,不给他家种,要抓阉来决定给谁种。他家耍赖,不让村委会收回去,就在地里种树。他栽树,你说我能让他栽吗?栽树我不能让。农村不是有讲,靠房栽树不行,树长起来会动摇房基,影响房子,所以为这个事,我们打仗(注:暴力争斗)……他家就是跟我闹劲,找别扭。一开始,我跟他家讲,让他家别种,但他家根本不听,不把我当回事,还是往地里插树。插树后,我们吵了好几架,打了不止一回。他家是种大棚蔬菜的,在村里算是有钱人,谁都不敢惹他。以前为这地,他跟村委会干部打过好几仗,连账本都撕了,把村干部手丫上的皮都咬掉了,但派出所抓去一会工夫就又放回来了……后来我把地上的树拔了。他到俺家地盘来打的,他上我这来打,他还有理?他先打的。他兄弟俩,我就我自己,就在我房后面打的,刀、镬头、棒子什么都有。没人敢拉,我把他手丫(注:王详细解释说是手指上的经脉)打断了。我被他砍伤,头上被他砍了一刀。但他没被判刑,他还在家种地。他打我就没事,我打他就给我判了刑。把他打坏,我还得赔他钱,把我打坏,他一分钱都没赔,我医疗费、误工费一分没有。我也有验伤单,但不管用……事情发生后,我报到村委会,村委会说不行(管不了),不管打仗的事。对方报的警,我被派出所拘留了,他没有(被拘留)。你把他打坏了,就有事。他把你打坏了,就没事。我脑瓜被打坏了,他刀砍的,我缝了好几针,花了1万多(医治)。为什么弄我不弄他?啊!

   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可知王善对此次暴力事件的定义与法院判决书上所声称的“故意伤害”有很大的差异。在王看来,事情的起因是对方在紧挨他家房屋的土地上种树,按照乡土社会的说法是,“靠房栽树不行,树长起来会动摇房基,影响房子”,因此导致这一邻里纠纷的责任在于对方,对方是存心跟他“闹劲,找别扭”。另外,在后续的访谈中,笔者发现,在王的库存知识中,屋后种树是件避讳的事,尤其是种植槐树更具有民间诅咒的巫术意味,而邻居种植的正是槐树,这对于王而言,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因此,根据互动情境中的意义索引性以及背景关联性,王认为自己的拔树行为符合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规范和正义,是理所当然的正当性行为。此外,王将过往的“历史性”情境和事件插入此次纠纷的表述中,指出对方“在村里算是有钱人,谁都不敢惹他”、“耍赖,不让村委会把地收回去”、“以前为这地,他跟村委会干部打过好几仗,连账本都撕了,把村干部手丫上的皮都咬掉了”等,以此强化他对对方以及整个事件的定义,说明对方不是“好人”,自己与他发生的纠纷只是诸多冲突中的一部分。

   此外,在对事件的解释中,王作了这样的强调,“他到俺家地盘来打的”、“他先打的”、“他兄弟俩,我就我自己”。按照生活世界中有关对错、责任归因的习惯性知识,先动手一方至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更何况对方是找上门来的,而且存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状况。在此场景下,王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暴力救济有何不妥,更不会认同判决书将此“义举”定义为“故意伤害”。另外,对于“他打我就没事,我打他就给我判了刑,把他打坏,我还得赔他钱,把我打坏,他一分钱都没赔”的判决结果,王觉得很冤枉,甚至愤愤不平。对于缺少法律体验的他来说,法律系统的规则和逻辑并未成为其生平情境的组成部分,是陌生的、他者的,因此他很难从生活情境的意义域“跃迁”(leap)到法律的意义域中。根据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来看,法律的这一判决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甚至是背后存在问题的,因为他“脑瓜被打坏了……缝了好几针,花了一万多(医治)”,而且他“也有验伤单”。[38]但司法部门对这些“事实”却“熟视无睹”,没有确认。对此,王善一直耿耿于怀,[39]将困惑和冤屈凝聚成一句“为什么弄我不弄他”的质问。

    

   五、文本分析:判决书上的法律正义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05年7月3日12时许,家住D市J区华远屯镇长石村小土城子屯的被告王善,在自家房后与邻居赵明为琐事发生争执并厮打,厮打中被告人王善持菜刀将赵明及后赶到现场的赵明的胞兄赵建砍伤。被害人赵建、赵明的伤情后经D市公安局J、区分局及D市C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其结论为:赵建右面部及左上肢损伤瘢痕系锐器砍伤后愈合形成,左手和左手腕损伤属重伤,右面部疤痕及右颧骨骨折系轻伤,左手及左腕部损伤伤残等级为7级,门诊及住院治疗基本合理,住院期间需1人陪护并适当加强营养,脸面部疤痕整容需800元左右,合理休治时间从受伤开始1年左右;赵明右额部……

   上述事实,有经过当庭举证、质证被告人王善的供述笔录,被害人赵建、赵明的陈述笔录,证人汪娥、贵树英、赵修杰、董妹娟、薛正邦、张湘玉的证言笔录存案为凭,亦有现场勘验笔录、户籍证明、作案工具照片、法医鉴定书、案件来源、抓获经过等证据存案佐证,被告人当庭供认,足以认定。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建的诉讼请求,经查其合理的经济损失为:

   1.医疗费人民币10,230.93元,根据法医鉴定结论、医疗费收据确定;

   2.误工费人民币5903元,根据法医鉴定结论,依据上一年度本市农村人均纯收入计算,被害人举出当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材料证明其实际收入状况,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3.护理费人民币404.32元,根据法医鉴定结论,以护理人为当地农业人口计算;

   4.住院伙食补助费人民币300元,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出差补助标准计算;

   共计人民币70,976.55元为合理的经济损失。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明的诉讼请求,经查其合理的经济损失为:

   共计人民币25,709.37元为合理的经济损失。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善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1人重伤,1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对于被告人王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王善亦在打斗中被被害人打伤一说,经查认为,公诉机关在本案中对此未予确定和提出指控,本院仅能就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被告人王善的罪行进行裁判,辩护人所称能证明被告人王善被伤害情况的物证的提出、鉴定,可依法向其他有关司法机关提出请求。被告人王善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应负民事赔偿责任,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其赔偿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条第1款、第2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34条第1款第7项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善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2.被告人王善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建经济损失人民币70976.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D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上述判决书与前文当事人的表述在叙述方式、话语内容等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差异。一个在常人眼中具有索引性、关联性的生活事件俨然变成一个符合法律系统标准、充满法言法语的案件。在此份判决书中,王善与邻居发生纠纷的前因后果被简化为“琐事”二字。对于形式化、程序化的法律系统来说,那些说不清理还乱的日常生活“琐事”也只能是琐事了,即使在当事人看来,这些琐事事关是非曲直,具有天大的重要性,但在法律文本上也只不过是非本质的现象。在前文话语分析中,王善强调的“靠房栽树”、“他到俺家地盘来打的”在判决书文本中没有获得任何编码。可以说,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习得的库存知识、经历的生平情境对于法律系统而言是无关紧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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