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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从民国走到文革的历史所老人

更新时间:2013-12-17 20:54:43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的一言不发,我们也不好打搅,结果白关了几个月也没说上几句话。谢先生倒非常豁达,关进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有人看守就低头学习“小红书”,没人时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当时我还不到五十,算是lateforties(四十岁的后期),谢先生大概比我大二十多,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着跟他胡扯,也算苦中作乐。

   谢先生是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毕业后做过几年梁启超的秘书和梁家的家庭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办了三年,一共毕业了不到一百人,至少有半数以上都成了知名学者,谢先生是其中之一。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成立,1925到27年梁启超兼任馆长,谢国桢就在那里工作。现任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对我讲,图书馆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两千块钱,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资就有一千。谢国桢在京师图书馆研究金石和古代史,工作悠闲,比较适合他。没过多久,傅斯年介绍他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专职讲师,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待遇非常优厚,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青年来讲,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设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学界是中央大学柳诒徵弟子的地盘,傅斯年就希望有自己的人打进去。可是没想到,谢国桢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门弟子”关系处得很好,根本没起到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大家都往西南跑,北大、清华、南开就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谢国桢也去了那里。不过,谢先生不属于为国为民的热血青年那种人,而是喜欢吃喝玩乐,是老一辈名士风流公子哥的禀性。到了长沙生活上不习惯,想家了,于是别人都往内地跑,他却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带着图书到昆明,于是谢先生就转到大中银行工作。就我的印象,旧社会对商人一般是看不起的,所谓“士农工商”,把商人排在最后,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整天想着赚钱。只有银行界的人喜欢附庸风雅,写字、绘画、玩古董,舍得花钱,也需要一些学者参与,或者挂名。此前,谢国桢写过一些东西,已有了名气,其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在文章里都有推荐。过去我们常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解放后,毛泽东被看作至圣,有一种说法是把鲁迅作为亚圣,所以,能被鲁迅推荐是很了不起的荣誉,这让谢先生得意了一生。

   谢先生因为什么问题进牛棚呢?1946年,他的父亲死了,谢先生回河南老家奔丧,途经华北大学时见了范文澜。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给了谢先生一笔钱托他买书,不过他在用这笔钱的时候吃了回扣。回扣在旧社会里是公开的,相当于今天的劳务费,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不算贪污,结果解放后被人揭发了,说他贪污解放区的血汗钱。而且,因为他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过,虽然不在伪政府里,但也被定为文化汉奸。他自己倒无所谓,汉奸就汉奸吧,贪污就贪污吧,一概供认不讳,从不争辩,也从不抱怨。当然这样也好,不过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挺过来。西南联大化学系有一位老师叫高崇熙,教分析化学的,也是老清华出身,年龄和谢先生差不多。高先生要求学生非常严格,而且他实验室的所有药品都只编号、不写名称,所以只有他知道是什么药,别人没法用。高先生解放后仍在清华,“三反”的时候反到他头上,传说是因为贪污了化学系的药品,结果就自杀了,大概高级知识分子里,他是自杀的第一人。

   谢先生的祖籍好像在江苏,父亲在河南做过知县,所以他从小生长在河南,一嘴的河南话。牛棚里无事可做,又没人管的时候,谢先生就跟我扯七扯八。有一次谈到听戏,他跟我讲:“赤壁之战那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我没仔细研究过他们的岁数,不过我知道京剧里诸葛亮是老生,周瑜是小生,正好完全相反。聊得正欢,有人在外面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赶紧低头,继续学习“小红书”,但不一会儿又聊了起来。又一次,谢先生讲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学生的事,说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家围着梁启超一起喝茶乘凉,有个同学问:“梁先生,您是个学者,怎么就干起政治了?还干了一辈子?”一句话引开了梁启超的话匣子,就讲起他是如何如何干了政治等等,一讲就讲到了第二天天亮。我觉得那些材料太宝贵了,要能记录下来,该是多么可贵的史料,于是就老怂恿谢先生写下来,可他始终也没动笔。

   谢国桢是喜欢玩乐的那种人,其他的好像一概不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总让人觉得开心,也很放心,至少可以暂时忘掉一些苦恼。比如他一生好吃,牛棚里经常大谈特谈什么东西好吃,我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吃得最好?”他说:“啊呀,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那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是当时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那一顿吃得怎么好呢?他说,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上的都是宫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怎么怎么好极了,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后来我又问:“您说现在什么东西最好吃?”他说西单商场里有个峨嵋酒家,里边的干烧鱼最好,于是我说:“等什么时候回了北京,我一定请您吃一次干烧鱼。”果然,后来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就请他去峨嵋酒家吃了一顿干烧鱼。我倒没觉得真就那么好吃,不过,只要他喜欢就行。

   文革时候,谢国桢被抄家、被斗过好几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有一次让他抄大字报,他抄错了一个字,这在文革是很严重的问题,等于歪曲党的政策,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他家里,把谢师母也揪出来一起斗。而且,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也不说真话了。比如文革开头时候,有一天命令谢国桢和顾颉刚去搬砖,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而且谢先生又胖,行动特别不方便。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谢国桢这个人很幽默,一边搬一边说:我们俩像不像《空城记》里扫城的老军。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文革最初的阶段空气非常紧张,随便哪句话拿出来都可能成为罪状,在那种压力之下,怎么可能公开地讲笑话?

   还有一次去抄他的家,抄出两个神主牌。一般旧社会家庭都有这种东西,用木头雕的一个小阁子,里边放个牌位,前清时写的是“天地君亲师”,到了民国改成“天地国亲师”,左右两边写上祖先的名字,“先考××”,“先妣××”,放在正屋里,逢年过节都要磕头祭拜。这在过去是很普通的东西,抄谢先生家抄出两个,于是斗他的时候,就叫他一手举一个站在主席台上。因为当时我已经戴了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就是工宣队的领导。谢国桢本来很胖,年纪又大了,还举着这么两个东西,晃晃悠悠的,样子确实很可笑。那个工宣队的领导就用胳膊捂着脸,咯咯咯地闷笑个不停,这一点让我很反感。你是工宣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应该这样做?如果应该,那么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认为就是要演滑稽剧,那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侮辱。用这样的人来领导一场大革命,简直是荒唐。所以有时候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工宣队的水平?也许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配实现伟大领袖的伟大理想。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斗谢国桢的时候有一条罪状,是说他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被售票员抓住了,于是给他画了一张画,在一个大钱孔里画上他的头,讽刺他一头钻到钱眼儿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再说偶尔忘记了,或者因为车上人多没有买到票,都情有可原。1982年谢国桢去世,遗产有四万块钱,大概比现在的八十万都不止,谢国桢遗嘱将四万元遗产全部捐献,据说他的女儿对此都不满意。我不知道一个将毕生积蓄都捐给国家的人,怎么会计较五分钱的车票?难道他真的吝啬?谢国桢从没辩解过。

    

   作者:何兆武/口述,文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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