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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从民国走到文革的历史所老人

更新时间:2013-12-17 20:54:43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那怎么受得了?特别是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从年轻时候起,侯先生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青年男女恋爱一样,你全心全意地爱她,忽然发现原来是个骗局,如果精神脆弱的话,人会崩溃的。所以侯先生在那天夜里突然发病,一下就瘫痪了。

   《中国思想通史》最后总算完成了,基本上是按照侯先生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那套思路来写的,是他毕生学问的结晶,从这一点上看,应该算是幸运了。本来这套书可以更充实、更深入,可惜大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不务正业了,并没有侯先生最初设想的那么完美。

    

   “一级研究员”顾颉刚先生

   顾先生是五四时候的青年,和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俞平伯属同一辈人,胡适虽然长不了他们几岁,但他的辈份高。我爱人1934年北大入学上过胡适的课,听她讲,胡适在课堂上非常谦虚,提到他的学生时都称“先生”,比如“傅斯年先生”、“顾颉刚先生”。五四那一辈人和后来我们这辈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他们的旧学或者国学根底都非常之好,像陈寅恪、俞平伯是有家学的,或者没有家学的,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旧学根底也要比我们强很多。如果让我们这一代来反传统还反不了,因为经书全没念过,更不要说背诵,古典的精义全都不了解,反也反不了它。第二,五四这一辈人大都喝过洋墨水,胡适留美,陈寅恪留德、留美,陈独秀留日,名人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顾颉刚,一个陶希圣。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同时又是对几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当他们要求政治解放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传统捧得非常之高。比如希腊独立的时候,极力发扬希腊的文化传统,以对抗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统治。二战时的苏联也一样,极力高扬俄罗斯的传统,把俄罗斯的伟大人物评价得非常之高,比如18世纪的学者罗蒙诺索夫。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氧气是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发现的,可二战后被说成是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的,什么什么都是罗蒙诺索夫的功劳。再比如无线电,那是意大利的大发明家马可尼发明的,结果也被说成是俄罗斯学者的功劳,大概叫波波夫,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可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个例外,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爱国,但又极其的反传统,或者说,他们以对传统的极力反对来体现他们的爱国热忱,这是很多民族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五四时的知识分子恰恰又是对传统极其有研究的人。顾先生旧学根底非常好,先后出了七册《古史辨》,后来有一批人跟着他的路数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学派,叫“古史辨派”。顾先生有一个基本论点,认为中国的古史,比如三皇五帝等等,大都是后人伪造的,而且越造越多,层层附加,把古史演说得越来越系统,其实都是假的。钱玄同也是疑古派,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疑古玄同”。顾先生做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从戏里得到很多关于历史演变的启发,而且对民俗开始有了兴趣,这一点功不可没。过去的历史学都是眼睛死盯着正史,只拿出经史子集来翻,可是顾先生看到了现实社会的生活,比如婚丧嫁娶等等,所以他对近代的民俗学有非常大的贡献。

   顾先生很早就有了名气,抗日战争前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里看他的启蒙文章,比如他写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让我大开眼界。当时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顾先生在自我检讨里说,当初他觉得北大矛盾多,卷进去比较麻烦,而燕京大学是外国人的学校,少有人事的复杂关系,受政治上的影响也小,可以安心做学问,所以他选择了燕京。实际上,顾先生也是个很爱国的人。当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驻扎北京的是冯玉祥的29军,广大官兵还是非常爱国的,但他们的头头宋哲元却是个动摇分子,总想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夹缝中间做个土皇帝。顾先生亲自到29军做工作,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通俗作品,当时很少有其他大学者像他这样,这是很了不起的。

   抗战的时候,顾先生在重庆办了《文史》杂志,宣传爱国,宣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当时凡是名人,无论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于实业界,凡做出一点成绩的,必然都会和政治挂钩,这是必然的。顾先生到了后方之后,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朱家骅有联系,有几件事情对顾先生的名誉是有影响的。第一件事,国民党当时要定一个“工程师节”,因为顾先生对民俗有研究,少数民族崇拜大禹,他考证出农历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师节”定在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发现,说大禹其实是条虫子。那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有一次听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讲课,说:“顾先生真有意思,考证出大禹是条虫子,又说六月六号是大禹的生日。虫子还有生日?”

   这算小事了,另外还有一件大事。那时候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记得政治系张奚若先生在课上说:“竟然有人还要献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据说后来蒋介石自己拒绝九鼎,当然也就没有献成,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顾先生的声誉是个打击。好像他还有个声明,说九鼎的铭文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一个学生,而且我还听说,铭文实际上是他的学生刘起釪写的。刘先生比我长四五岁,也是湖南人,后来在历史所。不过这都是传闻,究竟是谁做的已经不可考,不过我觉得,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不必过于深责。文革时候给江青的称号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谁没有歌颂过她?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又何必苛责别人?

   1948年,顾先生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的总统选举,后来成了他的污点。我不知道顾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国民党,不过事实上认为他是国民党——就像郭沫若一样,组织关系是一回事,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了。其实他那时候不该卷到政治里去,李白有诗:“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一个人混日子就是了,最好是无名,只不过顾先生大名鼎鼎,盛名之下或许身不由己。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解放前,顾颉刚在上海办了一个书店,叫“大中国图书局”,结果解放以后他的成分就变成了资本家,这个很糟糕,对他后来还是有影响的。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选院士有81人,郭沫若虽然是左派,但也在其中。胡适说:中研院看重的是学术,只要对学术有贡献就应该选上。解放以后,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有233人,相当于院士了,而留在大陆的原中研院的那批院士中只有两个没有入选,一是植物学家胡先骕。胡解放前做过江西中正大学的校长,反对白话文,被认为是个老顽固,又是国民党,所以没有要他。另外一个就是顾颉刚,我想也是政治的原因。再比如冯友兰,以前他是一级教授了,是国民党主席团里的一员,政治地位相当高,所以刚解放的时候一度把他连降三极,变成四级教授。

   因为顾先生是大名人了,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把他从上海请到北京来,就在历史所工作,并且点名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那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请了全国几十位大专家,传说这个任务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对中国的古书非常有兴趣,对《资治通鉴》当然尤其有兴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有个非常强的班子,几个当时最有名的史学家帮他一起完成,记载的都是历代的政治斗争,大概这个对毛是非常有用。顾先生本来想把《尚书》整理出来,因为“五经”里边《尚书》最为难读,都是古代的官方文献,佶屈聱牙,词句非常古奥,是问题最多的一本。顾先生想把它加上注解,翻译成白话,不过总是时干时停,不断地有任务分派,所以始终没有完成。

   当时历史所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尹达,他是历史学界左派的一面旗帜,而顾先生是右派的一面旗帜,意见不能相融,所以两人关系总也处不好。不过我觉得,尹达在一些地方做得太小气,就好像剧团演出一样,把梅兰芳、马连良等等五湖四海的名人都网罗来,不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何必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1957年“反右”,到处都在贴大字报,顾先生也写大字报做自我检讨,一贴就是三十六张,整个一面墙都贴满了。我只记得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反右”以来看到许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网之鱼。他竟自命“漏网之鱼”,我觉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时候也把他揪了出来。

   顾颉刚先生喜欢写日记,而且写得十分详尽,这是清代朴学家的作风,结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为一个大名人,总免不了发牢骚,日记里随便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上纲,于是历史所成立了专案组,说他是“反共老手”,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打倒顾颉刚”、“打倒顾颉刚”,众人齐呼,声震屋瓦。幸亏历史所的运动还文明一点,没有动手,不然打了也是白打,恐怕他也吃不消。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任历史所研究员,他有一句口头语,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说这个人该“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学斗他,就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打屁股。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当众受这种侮辱,加上他身体有病,就含冤去世了。另外,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个“传统”,每个人都要自动报名,比如问到俞平伯,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俞平伯,文学所的研究员。”“什么罪状?!”“我写了很不好的书。”“你写了什么书?!”“我写了《红楼梦研究》。”于是就给他戴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批斗顾颉刚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你是什么人?”顾颉刚答得很有意思,说:“我是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当时历史所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个人,一个侯外庐,一个顾颉刚,但那种场合还扬出自己的“一级”身份,总不太合时宜,所以被大家传为笑谈。

   一直到文革结束,顾先生才算翻了身,做了人民代表。一次我和历史所的何高济聊天,开玩笑说:“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怎么能做‘人民代表’呢?”何高济说:“正因为他献了九鼎,所以他能代表人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要让台湾看一看,向蒋介石献九鼎的人还能代表人民,这是多大的号召力呢。”这一点我没有想过,或许出于统战的需要?也并不是没有可能。顾颉刚晚年大概一直很不开心,八十多岁去世了。

   关于顾颉刚一生的功过,应该说他首先是爱国的,而且十分的爱国;五四时反传统有功劳,领导了一个疑古学派,对于神圣的传统大胆怀疑,虽然也有过了头,对古代否定得太多,但对思想解放有很大的贡献,不失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袖。而且顾先生是个很有眼光、多方面的大学者,开创了民俗学的先河,虽然晚年的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只做了些标点古书的文字工作,但毕竟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顾先生和胡适一样,也喜欢培养青年,侯仁之、杨向奎、杨宽、史念海、谭其骧等等都是他带出来的。

    

   关“牛棚”也满不在乎的谢国桢先生

   谢先生的专长是搞南明史,是当代的权威之一,晚年也着力于汉代社会史,同时代的南明史专家还有柳亚子、朱希祖等人。第一次见到谢先生是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然偶有相遇,只是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毕业后,他到南开教书,我去了北京图书馆工作。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差不多同时,我们都调到了历史研究所,他在明史室,我在思想史室,但并不熟。直到1968年,我和顾颉刚、谢国桢两位老先生同在一个“牛棚”里关了几个月。

顾先生是史学界的元老,我中学时候就读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太老师了,谢国桢也是我的前辈,三个人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请教机会。那时候,一般关进牛棚的就不许回家了,但是顾先生年老体衰,名气也大,所以晚上准许他回家住。每天早晨,他夹一个布包回牛棚,中午时候打开,里边是一个烧饼、两块豆腐干,我给他倒一碗水,这就是他的午饭。可是顾先生从来都正襟危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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