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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兵:我的父亲佟麟阁

更新时间:2013-12-17 20:52:01
作者: 李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开始,而时任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则成了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将领,由此拉开了中国军民为抵御外侮慷慨赴死的悲壮一幕。

   因年幼时活泼好动,常被父亲叫做“小兵”,佟麟阁的次子佟荣芳将自己改名为“佟兵”。佟麟阁的6个孩子,现在只有佟兵与妹妹健在。佟兵如今已是80岁的老人,退休前是北京第二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去世那年,佟兵只有12岁。忆及往事,他偶尔仍会痛苦地闭上双眼,似乎想把那悲惨的一幕努力从记忆中抹去。

    

   将军之死

   虽然倏乎间已过了70年,但那一幕却永远刻在我脑海里:血肉模糊的父亲被抬回来,左臂没了,身上有些地方已长了蛆,母亲一看立即晕厥过去。我站在父亲的遗体边?嫂子和姐姐给父亲擦洗干净,换上便装。我们把父亲抬进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材,母亲说,你们快再喊一声“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全家哭成一团。看着钉子落下钉在棺材上,就像个个钉在我心里一样?

   自1937年5月后,北平的局势越来越危险,4个重要通道中,通县、丰台和南口均被日军占据,卢沟桥是仅存的咽喉。“七七事变”发生时,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省亲,任副军长的父亲身负起军事指挥之责。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下令驻守宛平城的部队“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人的飞机经常低空飞行,炮声隆隆,而身为29军副军长的父亲自此就一直待在军营里。平时父亲对待祖父母十分孝顺,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视双亲,但自此后,他却从未回过家,虽然他所驻守的南苑与北平城内的寓所近在咫尺。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我们都知道他前线将有战事,全家人都很紧张,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位军人。

   7月26日,宋哲元下令,让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主持军部工作的父亲应该首先撤离。当时南苑处于日军包围中,随时都有失守的危险。比之北平而言,留在南苑实在是太危险了。但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坚守南苑。他觉得如果自己奉令撤走,必然导致留守人员军心不稳,南苑这个北平的南大门就如同拱手让给敌人一样。而南苑若失守,北平也就门户洞开。他指令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的人员奉令撤回北平,而自己却留下来,决心与留守南苑的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训练班的学生等一同誓死保卫南苑。

   父亲手下有一位自16岁就跟随他的副官叫王守贤,战事吃紧时,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牺牲,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存折交给父亲,委托父亲在回城探亲时代其交给父母。不料父亲接过存折后,沉思片刻又退给他说:“你随军部撤回城内,还是你自己拿着吧!”他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给王,让王回了城。母亲彭静智后来接到父亲托人带来的这包东西,打开一看是笃信基督教的父亲最为珍视的那个金十字架,顿时泪流满面。她知道,父亲是抱定殉国的决心了。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时,日军集结5个师团,10万以上兵力,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突然从东、南、西三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那时的南苑城已是一片火海,情势十分惨烈:炮弹落在马厩里,上百匹马被炸死。没有坚固的工事掩蔽,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29军用简陋的武器,抵挡日军数次猛攻。

   11时,父亲接到命令,要撤到永定门,他带领手下边打边撤。我后来了解到,驻扎在南苑的部队,只有37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和1500名学生训练团成员,共5000多人,但真正有战斗力的也不过3000人。

   父亲带领的战斗力最弱的训练团学员,却遭遇了早已重兵设伏的日本军队。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40门重炮、30架战机的火力,集中准确地打在南苑军部东南角。寡不敌众的父亲在南苑某村遭到日军阻击,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村民家屋顶上,有幸存者后来回忆,当时遍地是被日军打死的战友,尸横遍野。

   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的贴身警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午后13时许,父亲正在指挥部队向外突围时,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他们疯狂扫射。父亲右腿不幸中弹。卫兵让他退后一步,以便包扎。但他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并忍痛跃然上马,继续指挥部队突围。敌机再次俯冲下来,一颗炸弹正落于他的战马之下,父亲不幸头部中弹,年仅45岁以身殉国。

    

   悲苦岁月

   侥幸生还的高弘锡当天来到我们家,起初他只是告诉母亲,说佟将军受了重伤,住院了,然后把父亲随身带的一块怀表交给母亲,那不是一块普通怀表,会打点报时。母亲一看,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如果只是受伤的话,怎么把父亲这些东西都带回来?

   卫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他本打算将父亲扶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包扎一下,然后再去北平,可是只走了十几步,父亲就停止了呼吸。当时他们几个试图抬着父亲的尸体回北平,刚要行动,几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无奈,他们只好把父亲暂时藏在一村民的山药架下,高弘锡一直守护着父亲遗体,直到日军完全散去。当时村里有个地痞,想取走父亲身上的怀表,被高弘锡一把拽住。稍后高弘锡只身一人钻进青纱帐,跑回北平报信。

   噩耗最终没有瞒住,坚强的母亲在悲痛过后,立即决定瞒着年迈多病的祖父母,赶紧托人找遗体。第二天,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村里接回父亲遗体。当时跟随父亲的训练团学员也几乎全部殉国,阵亡学员的尸体被村民就地埋在土路东侧。

   7月29日晚22时左右,我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提着箱子和包裹,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从此开始了8年的流离生活。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哪里,这成了一个大问题。母亲再三考虑,决定先暂放于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寺里的老方丈仰慕佟将军为国献身的精神,冒杀头之罪把父亲的灵柩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只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老方丈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结束。父亲的灵位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胡”是我祖母的姓。从那天起,我也把原来的名字佟荣芳改名为胡荣芳。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我们一家先是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几天后,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自家原来的空房子。我后来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东四十条,见家门口不时有日本汽车和日本人进进出出,一打听,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公使霸占。

   母亲马上决定:把东裱褙胡同的宅子卖掉以备生活所需,全家搬往崇文门内的汇文小学,那时我又改名为“彭荣芳”。为了避免被日本人知道身份,我们一直隐姓埋名,迁居陋巷,我也不停地换学校,就是怕别人知道了身份。那几年,也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否则我们也无法度过那段艰苦岁月。

   我的母亲彭静智是父亲同乡,她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女性,当年曾在军中组织随军家属纺纱织布、制作军服,被冯玉祥誉为“模范夫人”。1927年北伐战争中,父亲在前线受困,母亲曾跨上战马,背着未满3岁的我,穿越战场,将军饷送至军前。

   父亲殉国后,最让母亲为难的,是如何瞒住年迈的祖父母。“怎么老没有捷三(注:佟麟阁,字捷三)的消息?”祖父母问起时,母亲就解释说:他南下了,正和日本人打仗。实在逼急了,就拿出一封假信,念给他们听,说是丈夫写的平安家信。我的祖父母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去世,临死前,他们都不知父亲早已殉国。

   第二年的7月29日,父亲殉国的第一个忌日。那天清晨,母亲买好酒和点心,和我们合计好分头出门的时间、路线,来到了柏林寺。与散居城内的忠实部下在寺内东跨院会合,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磕头祭拜父亲亡灵。

   母亲为了一家人,也想尽办法谋生。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她支起了一架新买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母亲可以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去卖,再买回配给的棒子面。和从乡下逃难的亲人一起搬进这个破旧的小院后,家里再也没有任何积蓄,母亲的收入维持着20多人的口粮。

   1944年我考进辅仁大学,有一次被伪警察局抓去,说我参加了某种活动,母亲为了救我,将一只金手镯卖掉。那是结婚20年时,父亲为母亲订的礼物,也是全家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东西。为了避免受到迫害,我只好休学,离开北平。

   这样的悲苦岁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将父亲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沿途,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那时赵登禹将军家情形更惨,一家都被迫回到老家,为我父亲和赵登禹将军举行国葬时,他们家都没人在北平,还是我和妹妹代表其家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现在想起来,稍感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冒死为父亲保留8年灵柩的方丈的名字。

    

   壮志未酬

   父亲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是满族人。父亲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缮写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父亲不甘于县衙中的刀笔吏生涯,1912年20岁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父亲能文能武,很得冯玉祥赏识,升迁很快。在冯玉祥麾下,从最初的哨长、排长、连长,一步一步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在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练兵一向以严格著称。他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最得力的将领之一。1925年,我出生在甘肃,当时父亲任甘肃陇南镇守使,此后我们全家跟随父亲转战南北。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父亲出任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代主席,第二军军长是吉鸿昌。同盟军英勇杀敌,收复了多伦6县,人心振奋,但执政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使得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自觉报国无门的父亲退到香山隐居。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从不打骂我们。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周六下午回城探亲,那时北京城也没那么多汽车,一到周六下午,我们几个孩子就竖起耳朵听汽车声,一听到车响,几个孩子一起冲出门,拉他衣袖的,给他提包的,甭提多高兴了。

   我记忆中的父亲也不仅是个慈父。那时父亲请人在墙上写家训,诸子名言,贴满了东四十条40号院的老宅。父亲极爱我们6个孩子,虽不能常回家,但不论公务多忙,他都让我们定期寄上作业和习字,他亲自点评,写得好的,划上红勾,写不好的,打上一个叉。就在父亲阵亡前一天,他还特地让副官把我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到了家里。

   父亲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军人,律己、爱国。他特别崇敬文天祥、岳飞,在张家口任职时,在馒头山上盖了座岳飞庙。他常说,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文天祥、岳飞,就不会被欺负了。

多少年以后,父亲当年的部下仍断断续续找到我,或者写书,回忆当年的佟军长激荡人心的言行。“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父亲有一次在给军训班讲课时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内容:看工匠师傅怎样磨大刀。他对学员们说,今天他们流汗磨刀,就是为了拿日本人的血试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写给当年29军在喜峰口英勇杀敌的赞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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