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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斌:界权成本、洛克世界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转换

更新时间:2013-12-17 16:52:23
作者: 凌斌  

  

   【摘要】将界权成本纳入法律经济学的视域,需要在法律经济学中添加“零界权成本假设”。零界权成本假设要求自觉选择和转换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法律界权而不是市场交易出发,同时考量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系统研究法律的经济效率。为此,需要引入“霍布斯条件”,重新确立经济世界的初始位置,提出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通过不同社会福利函数的构造和比较,可以从理论上揭示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理论偏差,并且修正和重构法律经济学的界权原则。在批判科斯定理的同时,重新强调从实际出发和关注比较制度成本的科斯方法,有助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科斯定理;界权成本;霍布斯条件;洛克函数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1]

  

   一、零界权成本假设: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转换

   笔者在“界权成本问题”一文中表明,在关注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的同时,还必须认真对待法律运行的界权成本。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将“界权”成本等同于交易成本,还是法律经济学无视或者忽视界权“成本”,都无助于甚至有碍于对法律界权经济影响的深入理解,最终难以正确把握制度选择的总体效率。只有将法律作为一种不同于市场体制的权利界定机制,从而剖析法律运行具有的独特的机会成本,才能有助于我们改变以往关于法律与市场关系的成见,更好地作出政策分析,更好地理解和改革现有体制。[2]

   现代社会的“真实世界”,必然是一个法律与市场同时存在、交易成本与界权成本相生相伴的世界。“真实世界”没有“免费午餐”,法律的世界当然也没有。既然法律时常在“市场失灵”或者“交易成本过高”时成为市场的替代机制,那么毫无疑问,界权成本断不能加以忽略。“真实世界”没有“历史终结”,法律的世界同样没有。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产生出前所未遇的利益冲突,从而产生出前所未有的界权要求。用科斯的术语来说,法律对权利(资源)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都从未停止。无论是作为市场替代还是作为市场前提,界权成本都不能被作为一种沉没成本而在科斯框架中加以忽略,正如科斯当年强调的,市场交易成本不能被作为沉没成本被经济学加以忽略一样。[3]

   那么,要将“界权成本”纳入科斯框架,就必须在“零交易成本假设”之外,添加“零界权成本假设”。这也就是科斯当年为经济学研究引入“交易成本”概念的方式。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方式,是首先从生产阶段中区分出交易阶段,从而将市场交易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纳入经济过程的考量范围,增添“零交易成本假设”。[4]同样道理,改造科斯定理和引入界权成本的方法,是在市场交易之外,明确将法律界权划分为一个不同的经济阶段,进而在经济过程中增添“零界权成本假设”。正如科斯为新古典经济学添加了“零交易成本假设”而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也应当为新制度经济学增添一个“零界权成本假设”。

   这样,一个完整的经济过程,就包含了界权、交易和生产三个阶段。亚当·斯密早已看到,生产阶段的经济过程可以是“单方世界”:鲁宾逊一个人就可以采集果实和捕杀猎物。[5]但是人类乐于交易的天性终将导致分工,并使交易成为生产的必要条件。[6]科斯正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交易阶段的经济过程至少要在“双方世界”中才能完成:没有“星期五”,鲁宾逊生产的果实和猎物再多,也无人可以交换。[7]而在经济过程的界权阶段,最低限度要求一个“三方世界”如果鲁宾逊和星期五在生产或交易中产生了争议,那么除了依靠暴力,就只能诉诸第三方的裁判。因为按照科斯故乡的英国政治传统,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所以一个双方世界注定要产生“战争状态”。人间秩序需要在两方之外有一个第三方居中裁判。[8]对科斯来说,“法律”就是这个三方世界中作为秩序基础的第三方—公共权威:“市场的运转取决于国家的法律体制”[9],因为“不建立初始的权利界定,就不可能有交换和重组这些权利的市场交易”。[10]这就是笔者所谓之“韦伯条件”:法律作为第三方权威对争议权利作出了初始的法律界定。[11]

   这意味着,如果经济运行不可避免要产生争议,完整的经济世界就必然是一个“三方世界”。经济过程中交易与争议共生的内在性质,决定了这个三方世界不能再做化简,不能化约为一个更为简单的双方世界,否则就会错失对于真实世界的真实理解。理论上所能构想的一个不可再分的最小规模的经济世界,既不是鲁滨逊式的“单方世界”,也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化简的“双方世界”,而是一个包含了交易双方和中立裁决者的“三方世界”.即完整的经济世界除了交易或争议的私人双方,还有一个独立于两者的“公共第三方”。

   从“单方世界”到“双方世界”再到“三方世界”,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运行过程,就从最初的生产阶段,扩展到交易阶段,现在进一步扩展到了界权阶段。界权阶段是资源的限定和权利的创生,交易阶段是资源的配置和权利的转移,而生产阶段是资源的使用和权利的消灭。[12]与之相伴,任何经济阶段都必须支付成本,这就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基本含义。区分不同经济阶段的意义在于,每个经济阶段的机会成本各有不同:生产阶段付出生产成本,交易阶段付出交易成本,界权阶段付出界权成本。[13]

   经济运行的三个阶段与三类成本,意味着经济世界的理论结构需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说生产劳动的“单方世界”只是一个一维世界,市场交易的“双方世界”是一个二维世界,那么包含了生产、交易和界权三者关系在内的“三方世界”则是一个“三维世界”。三维世界中生产、交易和界权的经济关系,是立体的,而不是一种单线或者单点关系。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再具有面对二维世界时一览无余的全息图景,不再能够得到研究对象的相同图像,而是只能观察到基于特定视角的特定景象。横看成岭侧成峰,必然是三维世界中研究者的宿命。问题仅仅在于,是否自觉选择一个视角,以及选择哪个视角。

   经济世界的三维特点,因此要求自觉的研究者必须选择特定的研究视角,选择从哪一个点、哪一条线出发,对整个经济关系作出系统理解。正如现代绘画通过视角选择将三维物体二维化,学术研究也可以通过特定视角揭示“三维世界”的一个独特面向。用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卡拉布雷西的话说,就是像莫奈一样,通过不同角度的不同作品,揭示“大教堂的一幅景观”。[14]不同视角看到的景观不同,因此在这些不同视角和不同景观之间,就构成了替代性的竞争关系。最终学术市场将会在不同视角和不同景观之间进行检验和作出选择。

   就此而言,引入“零界权成本假设”的首要意义,尚不在于方法论的可能改变,而是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转换:不是从市场交易出发,而是从法律界权出发,研究和衡量法律的经济影响。这是因为,依照科斯第一定理,法律界权是市场交易的逻辑前提。只有从法律界权的角度,而不是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才可能破除新制度经济学以界权成本为沉没成本的理论成见,改变法律经济学忽视界权成本的研究现状。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的研究[15],是从私人双方的交易成本出发,考察法律对于节省交易成本的可能作用,那么法律经济学基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应当从公共权威的界权成本出发,重新审视规则选择对于界权、交易乃至生产的经济效应。也就是说,要从原来依附于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成本角度考察法律对于“双方世界”的经济意义,转变为相对独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从界权成本的角度出发,基于“公共第三方”的效率影响,将代表生产劳动、市场交易和公共权威的“三维世界”,完整纳入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域。

   法律经济学的视域调整和视角转换,当然不是单独研究所能终结。有待研究的问题必然很多,而且必将是开放性的,可能远远突破现有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仍然是在科斯定理这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展开有关讨论,并且仅仅考察法律界权对其自身以及市场交易的效率影响。科斯定理及其关于界权原则的法律经济学推论,一直是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本文希望追问的是,要将界权成本纳入分析视域,并从界权成本的角度出发考察法律的经济影响,应当如何在理论上重构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应当如何评价科斯定理及其推论,如何修正法律经济学的界权原则?

  

   二、霍布斯条件与洛克世界:法律经济学的初始位置

   从“二维世界”扩展为“三维世界”,经济世界的结构改变必然对应着理论世界的边界扩展。引入“零界权成本假设”之后,原本基于科斯定理的法律经济学框架,必须重新设定自己的“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的设定,是所有理论构建中最为重要的工作。科斯定理的真正精彩之处不在其命题内容,而在其前提条件(即笔者所谓的“韦伯条件”):一当权利既定,资源配置将取决于市场—权利如何交易最有效率的问题,只管留给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足够了。“韦伯条件”之于科斯定理的意义,就如同“创世纪”之于基督教,“自然状态”之于启蒙哲学和“初始位置”之于当代政治理论的意义一样。[16]这是科斯的杰出之处,也是科斯攻击庇古的关键所在。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法律过程被纳入到经济效率的考察范围,原本作为外在于市场并作为交易起点的法律界权[17],现在也需要另一个起点。尚且有待回答的是:如果法律是市场的前提,那么什么是法律的前提?

   科斯定理宥于韦伯条件,将法律视为外生和给定的默认前提,因此未能提供分析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的界权成本的理论工具。[18]借助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本文尝试为以法律与市场作为内生变量的“三维世界”,构建其初始位置:“霍布斯条件”。[19]霍布斯条件将法律的前提,设定为“战争状态”的消除和“主权国家”的建立。[20]这一框架实际意味着,加入霍布斯条件之前的经济世界包含了三个资源处置阶段:自然状态、法治状态和市场状态。[21]所谓“无需法律的秩序”[22],相对法治状态而言,要么属于交易成本较低情况下争议双方可以自由交易法定权利的市场状态,要么可以归入交易成本过高情况下争议双方势均力敌的自然状态。三个阶段划分的依据是三类资源处置机制:定序、定则和定价。三类处置机制对应着三种处置手段:强权(或者说自然权利)、权利(或者说法定权利)和价格(或者说交易权利),以及相应的三种处置成本:争夺成本(war cost)、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这样,自然状态、法治状态和市场状态以及与之对应的强权、权利和价格机制,就被完整纳入了“三维世界”的理论框架。

从科斯定理的视角来看,三种处置机制之间是一个单向的替代关系。法治取代的是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是用“权利决定强权”(Right Makes Might)替换了“强权决定权利”(Might Makes Right),或者说,是用规则的强权取代了物理的强权。市场又进一步改变了法律的既定格局,以价格的强权取代了权利的强权。这一过程也可以看做是:法治以一个强权取代所有强权:权利至上;市场以一个规则取代所有规则:价高者得。前一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进入法治状态的代价,是失去自然权利。既包括君主无所不为的自然权利,也包括臣民为所欲为的自然权利。后一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进入市场机制的代价,是失去法定权利。法治只是从物理的强制变为价格的强制的过渡阶段,因为权利—正如鲁迅所说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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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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