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民间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对民间来说更多出于现实生活的沉重体验，对政府来说更多出于维持自身执政合法性的迫切需要。近十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但“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的缓解，普通百姓生计依然艰难。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民生”政治的思想应肇端于儒家，因此，反思今天的民生政治效果不如人意之原因，也应从儒家的思想着手，尤其应从儒家“生民”政治思想的角度进行。
儒家“生民”政治理想
在先秦典籍之中，关于“民”的提法有多种，比如“黎民”、“烝民”、“下民”、“庶民”、“小民”、“平民”以及“生民”等，以上这些“民”的提法反映了当时之时代“民”之地位的切实状况，更反映了先秦时代思想家之“民”观的变化，其中的“黎民”、“庶民”、“平民”等一直沿用至今。而“生民”的提法则没有保留下来，即使是在先秦典籍中，时代越晚的著作“生民”提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种现象是和“生民”的独特含义分不开的。
先秦典籍之中，单把“生民”作“民”使用次数最多的要数《孟子》，如“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在其他著作中，“生民”大多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如“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分谤生民，不亦可乎？”等，思想家关于“生民”政治的论述也比较多，综合来看，儒家“生民”政治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民的地位非常突出，君民是平等的。“生民”的“生”是天生的生，“民”是天生之“民”。“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这种天生的“民”是和君的地位相同的，君民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民是天生之民，作为天生之民具有天生的品德。中庸说天命之谓性，民天生的品德是性善的。
第二，政府的产生目的是为百姓服务，并着力突出政府的责任。“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政府是为民服务的，生民之治的主要措施也是“为民”，孟子还进一步认为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就可以推翻它。谭嗣同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和西方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从以上的分析能够看出，“生民”是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民”，是天生的，天性是天赋的，是和君平等的，而且“君”的产生只是出于“为民”服务的需要，这种思想很容易就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天赋人权等理念挂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先秦典籍中，随着时代的越往后，“生民”出现的次数就越少，而另一个词汇“民生”的出现次数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出君民关系的变迁，当“民”从天生之民变为某个诸侯国的臣民的时候，那么君民同来源于天的那种平等性则失去了，君开始从一种俯视的视角来看待民众，并从自身统治稳定的角度来关注民众的生计，古代“民本”思想、“仁政”思想等都是这种视角下的产物。
“生民”思想的逐渐淡化使得“生民”政治逐步成了一种被遗忘的政治理想。北宋时，随着张载提出“为生民立命”以来，“生民”这个词汇更是以一种脱离了政治含义的形式而被使用。在儒学复兴的今天，需要重新唤起儒家的“生民”政治理想，需要重新唤起那种天生之民的观念，更需要从“生民”政治的角度去反思今天的“民生”政治。另外，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民”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民”观之基础上的，“民”观的变化也是促使政治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重新唤起“生民”理想，这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生民”政治对做好“民生”政治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生民”和“民生”的区别，除了语言次序的颠倒之外，更体现在“生”和“民”这两个字的含义都发生了变化。在“生民”思想中，“生”首先是天生之生，也是生生不已之生，然后才是“生计”之生，“民”是天生之民，而不仅仅是民众或百姓。“生民”政治和“民生”政治的含义也是差别很大。儒家“生民”政治对今天做好“民生”政治具有积极的启示。
第一，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应重视“民”的问题，尤其是要切实保障“民”的地位和权利。现代中国对“民”的认识是集体主义的，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拥有无上的地位，但作为个体的“民”则地位不显，而且即使是作为集体的“人民”概念的含义也不清晰，如，我们的官方文件通常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但对人民的权力来源于何则没有论述，这至少导致了“人民权力观”理论上的缺陷。相反，在儒家的“生民”政治思想中，“民”是“集体”的概念，也指个体的民，而且明确认为，民是天生的，和作为天子的君都一样的来源于天，而天是至高无上的。儒家的这种思想类似于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在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中，民的权力来源也是天，不过儒家思想却是中国的自有文化。对处于政治转型的中国来说，应吸收儒家的思想，重新完善对“民”的理论理解和论述，并在现实政治中切实保障“民”的地位和权利，只有在自身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百姓才能有一个好的民生前景，这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最近国内一所大学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报告给出的原因除了国内外市场差异，国外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环境更优越之外，还有对国内是否能有效保护他们财产的忧虑。
第二，解决“民生”问题需要约束政府权力，有效解决政府侵犯民之利益事件的发生。在“生民”政治思想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里的“君”代指政府。在这种政治理想中，政府是为满足民的需要而建立的，而孟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说法，并进一步提出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履行它的责任，那么民可以推翻它。按照儒家的这一设想，政府的权力必然会得到很好约束，只不过相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说，儒家对如何约束权力没有更进一步的设计。这种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政府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约束，在许多地方，政府侵犯民众利益和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政府部门有了自身的利益并演变为利益集团，而政府一旦有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必然会利用自身的权力去实现它，这必然会侵犯民的利益。典型的案例就是政府为了从房地产中获得税收或收益，利用手中权力抬高地价、房价或进行强拆、强征等。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问题是得不到保障的，特别是在许多“民生”类的消费价格都是在政府抬高的情况下。
第三，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建立责任政府，落实好政府的为民服务理念。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政府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政府自诞生时就负有的责任，政府就是为解决民的问题而成立的。而在当前的中国，“民生”问题只是一时的问题，如果“民生问题”和其他的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民生问题”又会被搁置。还如房价的问题，在房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做的是把房价压到合理的水平，但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搁置打压房价的议题而大力发展房地产，政府也可能为增加税收而抬高房价。这也是目前中国“住房”这个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政府要有效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制定保障“民生”议题有效性的制度设计，并把解决“民生”问题这个责任放在施政的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好责任政府。
第四，“民生”政治的核心是保证公平。“生民”之生，不仅仅指百姓的生活、生计，还应包括生活环境、生存环境，而公平无疑是生活环境的重要内容。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公平，人与人之间互相欺诈，老百姓就很难对“民生问题”感到满意。儒家在构建理想社会的时候，就把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如孔子在阐述自己大同理想的时候，首先说的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然后才是各个社会群体的理想生活。近十年来，政府的“民生”政治努力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就和社会公平的缺乏有关，而不仅仅是“生计”问题，许多生计无忧的富人对民生问题不满的地方也正在此。因此，未来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应从建立社会公平正义机制入手，也只有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百姓才会真正的“信服”政府。《论语》记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可见公平对于百姓对政府的认同多么重要。
最后，“生民”政治在儒家的思想中也仅是一种理想，并在先秦后的历史中被逐渐的遗忘，但这并不能否认“生民”政治的合理性，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充分认识从“生民”政治角度对当前“民生”政治反思的意义。这在儒家思想寻求复兴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已发表于香港“大公网”11月28日“中国时政”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