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邦印度的智者克里希那穆提坚信：“只有一颗年轻、清新又纯真的心才能发现真理，但是，纯真与年龄无关。并非只有孩子是纯真的，孩子也许并不纯真，只有那些能做到既体验又不累积经验残渣的心，才是纯真的。”诚哉斯言。当“皇帝的新衣”在谎言的驱动下收获虚伪的夸耀时，只有心地纯真的人方可直陈谎言的荒谬，真理往往就是一些简单的事实或常识。基于历史学的求真行规与职业特性，历史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即使不愿直截了当地揭穿“新衣”的谎言，至少应当

尽可能地保持沉默，而不应该为犒劳与奖赏而喝彩，除非有人在用刀枪威逼你去喝彩，挑战一个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牵出你的无奈。

人类不能像兽类一样立刻忘记已经发生的事情，“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地消失”，只有低头吃草的牛群羊群才能过一种非历史的生活，遗忘过去。一方面，“人总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尼采语），另一方面，人类千方百计地用简单的符号与复杂的文字挽住过去，还专门设置一个搭救人类记忆的历史专业，历史与现实就被牢固地绑在一起，即使有人想让同类忘记过去或改写过去，那也不太容易。如果说历史就是历朝历

代的政治奴婢，或者就是胜利者炫耀自身合法性与神圣性的政治宣传，那么，追问历史真相与谜底就是历代史家的职责所在。

正是因为人类拥有兽类所难具备的记忆能力，人类喜欢在时间的坐标上写意和抒情，历史与现实都在变动之中，二者的区分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历史原本就是现实的凝固，现实却是历史的延伸。如果说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目的还是创造世界，那么，历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历史，目的还是创造历史，关注时代与苍生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与良知所在，也是提升历史研究能力的重要法门。因而可以说，只有对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分析透彻的史家，解答历史问题就不在话下，激活死人；只有对历史问题分析透彻的史家，解答现实问题也不难轻车熟路，化解谜团。

自近世已降，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引领历史解释之先，吃玄鸟蛋、践巨人迹等神话故事不攻自破，带来人类认识史上的空前解放。不过，当旁征博引的主义之雾与历史决定性的霸气畅通无阻时，功利主义依旧结伴而行，时隐时显。当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强行作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政治课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历史教师与史家的日常性职业行为却容易提升为拷问道德操守的契机，是非得失就往往取决于听众与读者的评判。

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苍生的血泪与民族的艰辛，这是举世皆知的，个中痛楚究竟能给后人提供什么样的教训和智慧，华夏子孙如何走出近代史，至今仍需努力。当昂贵的学费总是以苦难的课堂为结局，国人就更有理由尽快跟上马克思的节奏，同歌德一起高唱，使自己变得成熟和聪明起来，至少应当把近代国史当作亿万中华儿女共有的开放性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缩小中外差距的真功夫，唱出货真价实的“同一首歌”，却不必把近代史圈作少数人的解释专利，只搞选择性的求真。对历史研究者群体来说，摈弃个人对局部史料与局部问题的特殊偏好，就事关家国前景的许多历史真相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关联认真严肃地告知国人，开启来者，倒是当务之急，好事多磨。

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著述的时间与精力也是有限的，对多数学者来说，也许惟有将历史研究当作门前的自留地，跟着跑课题，拼论著，争奖励，求光环，方可确保衣食无忧，少数志存高远者或可像足不出户的严耕望那样苦心经营，集毕生之力，朝着传世的目标迈进。相比之下，如何澄清谬误，走出书斋，关注世态炎凉，引领民众思考，却是更费心力还并不讨好的知识工程，“剪不断，理还乱”。环视万里神州，历史学的使命感与地球村的压力却不难驱使我们重温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梁任公的声音，审视师者的自我价值与史学的尊严，尽量做一个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而不是谋求分羹的吹鼓手。若就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而论，可以断定，中国的未来既需要稳打稳扎的严耕望，更需要“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的余英时。

如果说战士的荣誉在沙场，那么，教师的荣誉在课堂，在学生的记忆与成长中，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义。如果说政治家的荣誉在官位，在征服，那么，学者的荣誉在读者，在读者与学者的心智互动和国民创造力的提升，只有推进民主与法治，国家才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