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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更新时间:2013-12-13 18:46:26
作者: 余汝信  

    

   专述文革经历的高干回忆录,近年极之罕见。故此,副标题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的《陈丕显回忆录》年初在境内外同时高调推出,各地报刊又争相转载推介,就显得有点儿特别而不寻常。〔1〕

   陈丕显文革前夕官至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建国以降继陈毅、柯庆施后中国这一最大都会的一把手。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陈自述写该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角度揭露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作者特别引述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称,他的这部书稿,就是"遵循这个决议所阐明的原则,以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探索和研究"。〔2〕

   那末,我们还是看一看,作为典型的官式文革史观--"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所谓"原则",究竟谬误何在?而陈丕显所谓遵循此"原则"对文革的"探索和研究",究竟距离历史事实又有多远?

   一、泼在柯庆施身上的脏水

   时至今日,柯庆施仍是官方党史上面目不清、难以论定的人物。虽则柯庆施在文革前已去世,陈丕显还是在他这部专述文革的回忆录中,对柯进行了"鞭尸",将他的这位前任划入了江青、张春桥一类。为清算柯的历史旧帐,陈丕显谈了两件事。其一,"1950年,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给华东局发过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内容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当时,华东局的领导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都看过这个电报。1954年,柯庆施从南京调上海工作,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对我打过招呼,并要我转告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魏文伯心直口快,把7月19日中央领导给华东局电报的内容说了出去,很可能是马天水知道了,告诉了柯庆施,这在柯庆施的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这份出奇地多人联署的电报出处何在?陈丕显没有说明。而所谓电文对柯的批评,亦非严重,倒是批评的轻微程度与如此多人联署不成比例,却使我们有一定的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至于上文中"很可能是"之后的内容,则不过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凭空想像和猜测罢了。

   党内资历甚老而在延安整风后却一直受压抑的柯庆施,其实早于1949年粟裕还是南京市委书记时,已调南京任市委常委(并非如陈所说1950年才从石家庄调来)。翌年8月,接替唐亮任市委书记。时江苏尚分为南京、苏南、苏北三大板块,比柯年轻十来岁的陈丕显,为苏南区委书记。1952年9月,三大块合为江苏省,以柯为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调上海任第四书记(中央当时同意其代理第一书记)。时柯、陈皆为华东局委员,地位大致相当。

   自1954年后的数年间,柯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954年10月,中央调柯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1月,华东局撤销,同时成立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上海市委,并对苏浙两省委的几项主要工作保持领导关系,柯被任命为上海局书记。1958年,柯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重新成立六个中央局,柯为统领沪、鲁、苏、浙、皖、赣、闽六省一市的华东局第一书记。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是否可以套用陈丕显的"阴影说",反过来观察一下陈可能的心路历程:1954年,柯调上海,将陈可能的由"代理"变为正式第一书记的路子堵死,陈几乎到手的上海一把手美梦破灭。1958年,柯的政治局委员地位已远远将陈抛离(陈不过是候补中委)。仅仅六年,柯、陈曾经有过的平起平坐的比肩状态早已不复存在,陈之于柯,只有听训的份儿(据说,柯的确比较喜欢训人,不过,训得也并非全无道理)。为此,陈的心里是否会有些酸溜溜的感觉?是否使自己"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陈丕显所指柯的"历史问题",其二,远溯至1930年代:"1933年,党中央要柯庆施携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就留在天津,花完了经费,写出假报告。开始的时候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返回上海了。1935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到陕北找到党中央,这才揭穿了柯庆施这一段谎言。延安整风时,关于这段历史问题,对柯庆施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据柯庆施简历,1933年柯尚在河北工作,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调任中央满洲省军委书记,"赴东北途经天津时改任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1935年2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3〕

   柯上海工作在前,留于天津在后,何来"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回上海了"?且中央红军1935年10月方抵陕北尚立足未稳,满洲省委是否可能即时"到陕北找到党中央"顺便告了柯一状?陈丕显的说法,漏洞颇多。延安整风时期,柯备受打击,陈这里不过是将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加诸于柯的不实之词,在半个世纪之后又重复了一遍。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引述了徐景贤文革中的一次批判发言,其中有两句是至今难以辩其真伪的所谓柯的话:"柯老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

   此外,陈丕显又说:"1965年,柯庆施在成都病故之后,贺龙元帅曾对我说过:'柯庆施对陈的看法是:一、不突出政治;二、尽抓油、盐、酱、醋、米'。此话和江青的话完全一样,显然他们以前有过议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子文同志对我说:'我们是共命运的人。有些事如果现在还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了。柯庆施至少三次要把你调离上海,后来都因毛主席、少奇、小平同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

   这类两个人之间的私房话,当事人又逝去多年,"死无对证",如何能够证实?陈处处声言自己受柯打击排斥,又意欲何为?

   文革期间批陈丕显,将其与柯工作中的某些不同意见无限放大,称之为"反对柯庆施",而"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当然是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惟待文革结束多年之后,陈丕显自己又将与柯的某些不同意见加以放大,将其升级为与柯庆施--江青--张春桥之间的斗争,时时处处要与柯"划清界线",这是否又是另一种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呢?

   与那些不能分辨真伪、不能查证的私人谈话相反,今天,我们所能从公开渠道查阅到而又是陈丕显不愿写进回忆录的,是当年他本人对柯庆施的冠冕堂皇的极度褒扬之辞:"柯庆施同志在他的光辉的一生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义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柯庆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他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柯庆施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是华东各省和上海市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都感到深切的悲痛"。〔4〕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些话,才是陈丕显的由衷之言?!

   其实,真实的柯庆施,也许并不如陈丕显在柯去世数日之后所吹捧的那么高大,但也肯定不象陈丕显在柯去世近三十年后所贬损的那般低下。在柯庆施的身上,无可避免地带有当年人们所习见的那些"左"的烙印与痕迹(这样的烙印与痕迹同样存在于陈丕显身上),然而,决不应全然否认他为上海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而柯的贡献,在陈丕显的回忆录中是一丁点也看不见的。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与当年地位相当的另外几位中央局一把手如陶铸、李井泉、刘澜涛相比较,柯庆施在"左"的路上并不见得比他们走得更远。当日,陶铸在广西南宁得知柯去世,即写了一首《哭柯庆施同志》云:"羊城话别竟悠悠,风义相期失畏俦;世有良材天不永,国多哀思树为秋;心存马列魂犹烈,功在东南愿已酬。处处春申凄咽雨,我含热泪抑悲愁"。〔5〕陶铸这首诗虽算不得什么好诗,惟对柯惺惺相惜之意表露无遗。今日,传统的中共史学界既然仍将陶铸视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又为何非得要将柯庆施打入另册?

   二、是谁招呼了"女客人"

   陈丕显说,中共建国后,江青常到上海,"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多处强调了"女客人"与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间非一般的关系,尤其是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产生过程中,"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又称,江青曾对他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

   然而,将支持1965年11月才公开发表的姚文的"责任",全部往当年4月已去世的柯庆施身上推,首先在时间上就大有疑问。

   陈丕显自己在回忆录中说:"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

   柯的女儿柯六六对其父亲这一段治疗情况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柯六六回忆,柯于1964年3月即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肺癌。4月,在华东医院动手术。7月,离上海赴北戴河疗养。9-10月间,在北京休息。1965年初,到广州疗养。原计划疗养一段后即回上海工作,惟周恩来电示柯须安心养病,不必急于返沪。3月,转往成都继续疗养。4月9日,因胰腺炎突发病逝于成都。〔6〕

   陈丕显与柯六六两人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柯庆施早于1964年初已因重病而脱离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年中即到外地疗养,自此未能回沪。而"1965春节刚过"再次到沪的江青,并无可能与柯在上海见面(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江青到上海前曾在外地见过柯)。江青后来多次称柯对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支持,今天看来,类似如此这般说法,目的不过也就是打着柯庆施的旗号,以争取华东方面的更大支持。

   上海老一辈学者邓伟志先生对柯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作过一番调查。据邓称,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后来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也说,姚文"与柯庆施毫无关系"。另"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7〕

   1965年5月,柯庆施已不在人世。所谓"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邓伟志为尊者讳,未有点名,笔者倒认为他指的就是陈丕显等。

据陈丕显自己说,他与江青早在1950年就认识。那时,"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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