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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

更新时间:2013-12-12 22:21:07
作者: 刘瑜 (进入专栏)  
在某些人的记忆中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克服这种“理性迷信”,也还需要理性本身的力量。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死几千万人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学习方式。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理性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经验告诉人们理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对经验的排斥,而是对经验的合理组织方式。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我想索维尔的观点并非如此,否则他也没必要写这本书了。他自己也通过大量的书籍、文章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甚至还在专业领域之外撰写了一本《美国种族简史》,而此书就连在中国也颇有市场。事实上,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像萨特这样的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奥威尔这样警惕和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像郭沫若这样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顾准这种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所以问题似乎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的诱惑、“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极权的诱惑。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辅佐政治家进行“顶层设计”,不如说是勘定、守卫“社会智慧”发展的空间;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换言之,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与言说——当洪水来袭时,人们需要积极地“筑堤”才能够抵御洪水的危害——换言之,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行动来维护。政治行动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显然责任。如前所述,将理念简化为空疏的口号,对经验事实的选择性失明,以道德讨伐甚至人身攻击替代知识讨论,是左翼右翼知识分子都经常犯下的错误。阿道司·赫胥黎曾戏称:“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这个句式,但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但“专业性”并非真理的保证。在公共言说中,我们常常能碰到一些“理中客”,他们以“专业分析”、“技术流”的名义表达对“民粹主义”的藐视,但是,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正如经济学大家曼昆和克鲁格曼持续的争论所揭示的——就说明了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理”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的视角。马尔萨斯曾经预测,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只能依靠战争、瘟疫、饥荒来解决;生态学家埃利希曾预测,人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会出现导致几亿人死亡的大饥荒;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预言,在“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经济崛起的可能性……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而言,犯下最荒谬错误的经常是专家本人。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专业性有时候可能恰恰是认知的障碍。对此缺乏自觉的意识,常常导致“专业知识分子”知识上的傲慢与褊狭。

   也就是说,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这并非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每个知识分子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知识上的审慎要求他们在有八分论据的时候不能持十分的观点。在社科人文领域,那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

   雷蒙·阿隆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做现代的宗教。尽管1955年他写下《知识分子的鸦片》时,其主要批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分析其实可以应用于各种过于自负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对少数精英的归属感,整个历史和我们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觉的一种封闭体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当前行动中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骄傲感,这一切都激励和支撑着真正的信徒”。面对这种诱惑,他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当时法国知识界孤独的“另类”——给自己设定的责任是:“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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