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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蒋家:两代王朝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

更新时间:2013-12-12 09:53:14
作者: 余世存 (进入专栏)  

  
促使我来写这篇文章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2012年9月15日的示威游行。那一天在中国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反日游行,虽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但它的内容和表现几乎乏善可陈,它称得上一次对弱势民众和商家的“打砸抢”。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中日经贸关系的损失几达天文数字,更重要的,它公开了我们国人族群的“撕裂”,即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自己相互之间就是不可通融调和的。几个月后,遇到一地方官员,闲聊起来,他说自己要买车,心有余悸,虽然喜欢日系车,但给他一个胆子也是不敢买的。从某种层面上说,915事件表明,有相当多同胞的人生社会表达仍停留在本能盲从阶段,其心智和人生世界较为狭隘。

   这跟我对社会的认知相差无几,即我们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虽然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相当多人仍是“睁眼瞎”。在这些人的心中,敌我、阴谋、你死我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亡我之心外皆有之……等等是世界的常态。他们就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妹妹一样敏感、自我神圣而不可侵犯。他们生存的边界具体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抽象到对领袖、圣贤、国家一类自大说辞的口头捍卫,他们的暴戾和暴力避开一切强者而施于弱势。

   因此,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人最为健康开放的个人、家庭形态。很多暴民或说仇外的爱国同胞,他们自己多半是仍对人生有着最切实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拉板车的人力车夫希望攒钱到北京看一看,开花店的年轻人希望到国外看一看,工人农民的家庭希望孩子到北大清华上学能不自卑,有条件的中产家庭希望孩子到国外上大学,获得财务自由的人则希望移民,不能移民的则希望把孩子生在香港、美国或至少给孩子买上放心奶粉……这不是我们社会最为正常的“怪现象”吗?

   我们中国人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什么是人生社会的高地,从这些现象中不都看得出来吗?如果我们自己都有这种中国人心理,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的言行是否合乎理性和历史现实的检验。只要人生的终极高地仍在自由发达社会,我们自己、亲友乃至国家领导人的亲友,就仍把那里当作奋斗目标。而这中间的任何形式:公务员、成功人士、社会贤达、最高权力、倾国倾城豪门等等,都只是通向终极高地的跳板。

   就是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当代人尚未学会如何爱自己的土地、国家和人民。

   在这方面,被晚年的毛泽东称作“老朋友”、“爱国的”蒋介石算得上是一个典范。

   (一)

   由于我们对蒋的误会极深,因此对蒋的人生描述多半浮光掠影。在有关其人生众多的传记中,中国人仍习惯了将其分类、贴标签的做法,功或过、流氓痞子或圣贤等等,很少人能同情地理解他,并从他的人生人格中获得对现代人极宝贵的启示。

   蒋有传统的东西。比如忠孝,忠的方面,他从身边人开始,陈其美、孙中山,一直到国家鼎器,到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福祉,他一生基本上做到了尽忠,并进行了现代创新。这种形式或制度创新,有两个面向,一个即是我们说的爱国,现代国民应有情感理性;一个即是愚忠,比如总理纪念周、领袖训话等等,登峰造极至20世纪的60年代,台湾一地给他建无数的塑像、人们游行时举着他的画像,乃至与大陆忠字舞几无二致的崇拜,蒋介石都算是先行者。

   孝的方面,蒋对母亲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儿孙们对他的态度,都可令我辈唏嘘感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多年,加入共产党,写过批他骂他的声明,但回到他身边,见到他,即“长跪不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也是蒋个人的力量。无论欧风美雨如何吹打,现代气息如何影响,蒋家在骨肉亲情方面有着我们传统而有效的美德。这是今天我们在全社会道德滑坡之际可骄傲可珍惜学习的遗产。

   蒋还有从传统那里继承的修身习惯,他记日记,在日记中充分反省自己,比如“见艳心动”一类的如实记载。可知他心地坦荡、真诚,对世界有敬畏之心。“目前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日记,这样真诚而且这么持续。”我们现代中国的国家领袖有这样的习惯、人格、精神,真是值得骄傲。

   蒋英雄一时,不幸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毛几乎是蒋的反面,蒋是阳刚的,毛是阴柔的;蒋是理智的,毛是诗性的;蒋是精英的,毛是民众的;蒋是君子的,毛是百姓的……他们二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出现堪称造化之手推出的并峙双峰、双子星座,如此奇特地充实了我们这些在场者,并给我们教益。我曾经说,蒋和毛一如历史上的禅门宗匠,神秀大师和惠能大师,蒋是渐修渐悟的神秀大师,毛是顿悟的惠能大师。蒋和毛还一如同时的文化巨子,鲁迅和胡适,蒋是健行不已的鲁迅,毛是笑嘻嘻的胡适,因此,蒋会排鲁亲胡,毛是排胡亲鲁,虽有他因,仍可说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之故也。

   蒋和毛的人格、禀性之别也深刻地代表了我们国人的集体心理状况。惠能的胜出跟毛泽东的胜出一样,虽然有当时的历史原因,但仍多少反映我华夏民众不务繁琐、不求理性,爱走捷径、爱好简单。胡适的胜出跟毛的胜出一样,多少反映我国人不愿或少愿反思、不愿进行理性得晦涩的思索修练,而愿亲近大白话、简单明快、喜闻乐见一类的心理。

   其实,渐修和顿悟都有其偏好、合情理的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都能有所收获。而且,在极致处,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对方致意,都会成为对方。这才是人生宇宙的圆满。蒋和毛晚年都曾关注过对方,就是一个例证。毛虽然是天马行空的大师,但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而从历史来看,我们民族最缺乏的还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直探心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顿悟法门,在现实中多被歪曲,多聚骗子和痴妄的愚夫愚妇,它的跃进、超英赶美、神通、法术不仅是笑柄,而且是灾难。

   在个体生命的完善中,顿悟派们也非渐修派所能相比,只要看看蒋能够随心所欲地跟世界对话,有极为健全的世界眼光就知道了。1945年8月15日,“文胆”陈布雷生病,蒋介石自己写下宣布抗战胜利的演说文稿。这位在耶儒之间出入自如的中国领袖说,要感谢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感谢盟友,感谢国父,“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蒋自承,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令他发生无限的感想。这样的文稿让人确信,六七十年前的中国已非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

   蒋留学日本,可说流利的日语。他后来意识到英语的重要,只是因为公务繁忙,只好放弃,但他鼓励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孩子学习,他对唐纵说出的名言即是:当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1922年,他给蒋经国写信:“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二十年后,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蒋介石还写信要求他每周花6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而蒋在晚年修成正果,更非顿悟派所能比,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是毛成全了蒋,使他修身修德更为精进。蒋晚年对美国人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活在中国每个家中。”

   (二)

   人们注意到,蒋的晚年在相貌上都发生了变化,那种慈祥的神态是装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一生东征西讨,威风八面,在反省和渐修中走向了平实。基督徒说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说他活出了圣贤气象。

   自己追求的人生高地,也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让自己的身边人获得,也让自己的同胞获得。蒋一生证实了这种人格。在危急关头,蒋的人格气象给人感受尤深。他三次下野,多在众望所归中复职。在失去大陆前夕,他更是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瞻望的目标;失去大陆后,他虽然承受着失败者的羞辱,但仍成为华人自由世界的保护神。作家王鼎钧先生回忆说,人们虽然对蒋的感情复杂,甚至有人仇恨,但花果飘零,在台湾小岛生存,人人都知需要追随蒋公。王鼎钧对台湾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王鼎钧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至于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则超越了这种现实的利害,从更高层面评价蒋。钱穆先生说他,“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今天大陆人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地区,其现代化是传统与西方较好的结合,这多少要归功于蒋。而钱穆先生自己更是对蒋充满了感情,蒋去世时,钱穆说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至于对真美美的追求,更使得蒋能够逾越极为自足的阳明心学,能够进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年龄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可以说,他娶宋美龄,跟娶美国长青藤学校的白种女人相差无几。虽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称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人到中年,仍从头学习人的信仰,并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这个刚强的、开放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阳明心学一度流于自负,阳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心光明,夫复何言;阳明信徒多认为跟人格神势不两立,更不能一体。但蒋公通过阳明学的内省和基督世界的忏悔,接通了二者。这也实证中国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也是我中国国民在明清以来的实践结果。宋明以来的儒释道合流,到了近代,是儒释道耶回等五教众教合流。这样浩荡的文化力量,蒋公是出色的表现者。他向我们预示,未来文明人的信仰,是非原教旨意义的全球信仰,即我们都是儒教,未必是儒教徒,我们都是佛子,未必是佛教徒,我们都是基督徒,未必一定要做形式上的基督教徒……

   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国人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坎陷的历史,我们对西方列强或说发达国家有嫉羡心理。从普通国民到国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运的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都破除了这种心理,而极为坚定、自信。孙文不论,即以蒋公的对日态度而言,称得上大体健康。蒋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他的治国、治军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学习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够坚定,他有名的庐山谈话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抗战胜利时蒋的广播讲话则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的气度至今仍是论者做文章的题目,有人称其“以德报怨”,表现了中国民族的宽大为怀精神;有人称其别有目的。无论如何,蒋自身是希望和解的。他的对日态度为后来的毛泽东所继承,毛在对日清算、索赔上也一笔勾销。这种态度仍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他们的自信都是显然的,较之“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赶走美国佬”,“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十亿青年十亿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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