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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钢:社会原则与社会改革

更新时间:2013-12-11 21:12:59
作者: 鲍盛钢  

  

   现代社会是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组成的,显然,三者针对的事物是不同的,规则是不同的,秩序也是不同的,但是,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和谐社会无疑是三者的有机组合和形成一种共生的机制,而不是相互抵触与互为代价。目前,人们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谈论了很多,但是,很少涉及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政府退出,让市场自由竞争,以推动效率,那么,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好相反,政府不是如何退出,而是应该如何积极进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民生发展。

   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一章第一节中开宗明义地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那么,什么是正义原则?对此依然存在争论,近代西方社会一般将自由作为社会的第一原则,而传统社会将平等作为第一原则。事实上一个社会是由三个不同领域组成的,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三个领域其正义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的正义原则应该是自由与效率,政治领域的正义原则应该是公平与公正,社会领域的正义原则应该是平等与互助。一个完美社会的结构应该是这三个不同领域的有机组合,而不是相互替代,否则自然导致顾此失彼,整个社会结构的失衡与秩序的混乱,最终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同时,我们在理论上也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原则来规范这三个不同领域的人类行为准则,就如我们不能用政府的公平原则与社会的平等原则来规范市场的原则,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市场竞争原则来规范政府与社会的原则,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三个领域人类从事的事物是不同的,所以规则也是不同的,秩序也是不同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对此如经济学家哈耶克讲的:“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困难在于,为了能够遵循不同的规则,同时生活在不同类型的秩序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情。如果我们把微观组织(例如小部落或者小群体或者我们家庭)中的那种一成不变的,不加限制的规则用于宏观组织(如我们更为广大的文明)---我们的本能和情感欲望经常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会毁了它。但是,假如我们总是把扩展秩序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我们也会使它陷入四分五裂。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这里哈耶克只是把整个社会区分为两个世界,实际上应该是三个世界。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角是市场和企业,政治领域的主角是国家和政府,社会领域的主角是社会团体。企业主管市场和财富的生产,政府主管财富的分配与社会的正义,社会团体关注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与职能的区别。

   中国改革的目的无非是理顺这三个领域,明确三个领域的职责与权力以及行为规则,即政府不能做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与社会不能做的,让社会去做,换言之,在经济领域应该是国退民进,在政治与分配或者民生领域,应该是国进民退,因为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领域的,社会领域的原则是平等,否则必然毁掉社会领域,就如同用平等原则代替市场竞争原则,会毁掉市场一样。但是,目前中国改革的情况是在经济领域国退民进并不彻底,相反有国进民退的反弹迹象,在社会民生领域国退民进表现却相当顺利,对此新加坡郑永年分析道,“在中国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那么,在社会与民生领域国退民进其影响怎样呢?

   首先,国退导致中国原有国家全包或保姆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但是新的体系却没有马上建立,民众负担加剧,居民消费下降,进而遏制了有效需求的释放。1978年改革伊始,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减少了一半。其影响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2000年的时候,居民消费率是40%,而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3%,这足以说明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在下降。

   其次,国退导致社会民生领域建设与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与巴西相比,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数据支持。

   最后,民进或者讲社会领域的市场化是否推动了中国社会民生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呢?事实上,民进导致的结果是催生了中国房地产,医疗,教育的暴利,犹如将中国百姓推入虎狼之口,高房价,看病难,小孩上学贵已经耗尽百姓一生的积蓄,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他们已经没有钱扩大内需,根据分析,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需要2.53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长沙、南昌和太原等二线城市,需要1.26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即使像岳阳、保定等三线城市,也需要0.81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穷尽一生的储蓄,尚且不能支付一套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当需要我们数代人的储蓄才能够买得起一套公寓的时候,这就说明,高房价以及背后高地价的本质,是把我们几代人的储蓄,转化为政府的非税收入,进而转化为高速公路、地铁、机场、大桥等政府公共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上一代人储蓄的耗尽,随着我们未来的储蓄通过房地产按揭贷款转化为当前的买房支出。老百姓未来还有充足的储蓄吗?高房价对数代人储蓄的掠夺,同时也意味着当前和未来老百姓消费能力的萎缩,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能够有内需吗?

   显然,中国改革不仅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样中国改革也需要将市场关进笼子里,以理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领域的正义原则是平等,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如何平等化而不是市场化,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民退或者是非市场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国进或者讲是福利化,唯有如此,才能化解社会不平等的矛盾。与此同时政府推动社会民生建设,可以拉动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首先,政府投资民生,可以为投资找到新的增长点,之前中国投资集中于铁公基,那么,如果现在转向投资学校,医院,保障性租房,建设养老院等,不仅能够继续拉动投资,而且能够改善民生的硬件环境。其次,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将百姓从房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释放和拉动内需,提升幸福指数。政府投资民生不仅仅指硬件的投入,更主要指保障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或廉价住房,以及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等等,政府应该是最大的慈善机构,社会领域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福利型的。其三,内需的扩大,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没有内需,显然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中国叫得响,但是做得少,已经失去很多时间。同时从政治意义上讲,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化解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最后,投资民生,可以使中国避免和跨越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目前的国富民穷发展为民富国强。所以,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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