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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 项佐涛: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苏联模式:改变的和没改变的

更新时间:2013-12-11 12:21:02
作者: 孔寒冰 (进入专栏)   项佐涛  
参见图2。

   外资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方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第一,它促使了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对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单一公有制形式、指令性的计划、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等计划经济范畴进行反思,对曾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商品、市场等市场范畴进行了重新认识。第二,它推动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中国企业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国家的计划而没有任何自主精神的被动做法,按照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第三,促使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使自己权力的宏观管理部门不得不正视由于外资进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所造成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生活,改变过去单凭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职能,开始运用利率、税收和汇率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生活。

   经济改革也推动了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变革。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的变化导致了阶层结构的变化,而许多新阶层的出现为不同的世界观提供了载体。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由原来的单一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等其他思潮多元并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是从苏联传入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加强调它的中国特色,强调要结合客观现实的变化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高等教育方面的转型更为明显,也很复杂。不过,在表现形式上,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第一,高校办学模式西方化,苏联式的大学—系—教研室三级管理改为西方式的大学—学院—系三级管理;第二,多数学科教育内容的西方化,全民学俄语的现象为全民学英语取代,心理学、社会学、西方政治和行政管理学、法学以及研究市场经济运作的经济学等课程进入高校课堂,许多大学还成立了相关学院;第三,留学和进修的重点在西方国家,学成回国的人成为经济、教育等领域的骨干。这种人才培养方式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其他方面去苏联模式化的过程,更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

   作为苏联模式核心部分的政治方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触动。行政管理方面是政治模式的外层,属于可变的范围。30年来,中国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进行的。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机关先后集中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一些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或被裁撤或被改组,一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部门得以建立,如改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同时,政府管理经济手段也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到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西方国家的一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成熟的行政管理经验被借鉴进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建立公务员制度,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任免与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第三,在各地建立大量的行政管理学院,讲授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知识,并且增加面向西方国家的干部培训和出国交流次数。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绝对不能变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转型,这个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于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成了头等的难题,在这些方面现在的中国不仅鼓励进行理论探讨,而且还不断采取相适的措施。比如,邓小平把“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27]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提出党政分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消除党内官僚主义、领导干部年轻化等改革措施。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指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胡锦涛提出了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新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的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四、中国没有改变的

  

   经过30年的社会转型,苏联模式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动很大,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出现的基本依据。不过,苏联模式真地彻底改变了?在本文看来,至少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如果苏联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还有什么没变的?这些方面没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没有变的可分为可变与不可变两个部分。绝对不可变的,就是上面提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它们既是苏联模式的核心,也是它的本质特征。如果这两方面发生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就要改变颜色。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失败,说穿了,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被触动并最终消失。这些是现今中国绝对要避免的,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共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的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已没有带有连续性特点的改革了,有的也只是对转型后的体制或机制的改革,因为作为改革对象的苏联模式在这个地区已不复存在了。

   不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不能变,并不是意味着党的领导方式不能变。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恰恰是党根据变化了的现实,科学地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不断完善党内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的结果。至今还有一些方面没有改变,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想改变,而是改变起来的难度极大。改革越到关键点,就越要有改革的智慧。过急的莽撞的改革,可能会使所有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苏联的改革就是前车之鉴;止步不前,错失良机,同样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因此,改革要抓住时机,有步骤地稳步前行。

   苏联模式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党通过人事任命仍旧控制着行政权力,又通过行政权把社会资源的掌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党和政府的干部任命权也仍旧集中在各级党的领导人手中,人民代表大会也往往成为“橡皮图章”。由上而下的层层任命的方式,更使得权力在具体运作过程中逐层集中,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权力的行使者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党内民主和人民群众的权力有名无实。几年前,中央党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势”课题组曾对一些地厅级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2010年前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党政关系的调整”和“干部任免制度”。[28]

   党的权力不仅大,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监督没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领导权掌握在同级党委和行政首长手中,与同级领导之间形成了隶属关系。这种封闭的自我监督体系,使权力监督机制缺乏内在动力,功能大为弱化。法治,尤其是司法独立,只能停留在表面;权力制衡更无从谈起。

   权力过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政治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权力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涉嫌腐败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仅2006年,检察机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29]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拥有者的利益被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隔离措施,党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分割,党内权力不能得到实质性分解,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只可能导致其与市场经济利益更紧密更隐蔽的结合,难以破解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使再搞多少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难以转换。

   为什么苏联模式的这些方面难改变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强化?其中的缘由无疑是多方面和非常复杂的,至少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调整。每一种发展模式都会带来一批受益者,一旦发展模式发生转变,就会触及这部分人的利益,对原有利益平衡结构造成冲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改革成果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因此,积极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则与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有限政府,要求改革那种全能型的全权政府,从而影响他们往日的权威,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对这部分人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被迫性,只有在社会压力或者不改革会给自身带来更大利益损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进行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某种程度上的需要。“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30]30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总体上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迅速建成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投资巨大的重大项目,处理一些重大的、复杂的和棘手问题。这种情况决定了在现代化进程尚未结束时,强大的政党和大政府可以为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安定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稳步进行,尽可能避免社会剧烈震荡。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新的政治体制还处于不断探索中。在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十分必要。如果出现“权力真空”和社会失控,转型中取得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

   落后国家现代化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但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化要求又会逐渐稀释集权体制的合法性。对中国而言,改革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的关系。通过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被文化大革命打断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在这个过程中,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维护了国家的政局稳定,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但是,政治体制、政党体制改革的滞后却正在阻碍现代化的继续前进,由此造成的现代化成果分配不公,如贫富差距扩大,民主发展缓慢,官员腐败、特权等现象,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结语

  

中国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的转型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苏联模式的球状结构,有的方面完全改变,有的方面残缺不全,有的方面正在受到冲击。与此相适应的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被视为异已的欧美社会发展模式开始为中国所采用,其进入的程度和范围刚好与苏联模式的相应方面退出相对应的,但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表层,对中国现存社会制度而言都是非本质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改变苏联模式与西方模式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并找到恰当的接合点的过程,所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问题几乎都与此相关。就现在的情况看,苏联模式改了很多,但本质没变而且也不能变;欧美模式在操作层面进来很多,但其本质方面没有引进而且也不能引进。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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