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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 项佐涛: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苏联模式:改变的和没改变的

更新时间:2013-12-11 12:21:02
作者: 孔寒冰 (进入专栏)   项佐涛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尤其是与苏联的关系快速发展。双方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来往频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在经贸、科技、文化领域互相支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逐步进入敌对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拒绝予以承认,并实行军事包围、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进一步倒向苏联一边。

   在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为了强化全党、全国民众对苏联模式的高度认同,新中国首先向苏联学习的是苏联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苏联30年代秉承斯大林旨意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整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长期以来它被党中央列为“干部必读”的政治书目之一;1956年之前还是全国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为了对经济上学习苏联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新中国还全面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1951年底到1952年,中国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院系调整,削减综合性的大学和削弱人文和政法学科,大力发展适应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计划的需要的工科院校,如钢铁、机电、矿业等单一性极强的高校等得到了迅速发展。[17]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新中国的首批出国留学、进修人员都是去苏联东欧的,其中,到苏联人的最多。“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计划派出留学生10100人,其中到苏联的是9400人,留苏预备部招生12800人;另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实习生1300人左右。[18]这些人在后来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就是在这种全面学习过程中,苏联模式被移植到了中国。由于政治专制传统更为根深蒂固而且受西方民主影响的程度很低,由于经济上是以落后的农业为基础、自给自足程度很高的自然经济而受西方市场经济影响的程度低,由于长期的战争使40年代末的经济状况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当时客观环境特别适合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移植后显现出的正面效应也非常大。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第一炉钢、第一辆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等等都成了中国大地上最激动人心的重彩画。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成就衬托下,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形象。按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些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物化形态。中国人更加确信苏联模式的理论方面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的实践方面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中国安家落户、正面效应最大化的时候,苏联模式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强,各种弊端早就暴露出来了。之所以如此,除了东欧国家政治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适合苏联模式之外,从时间上看,到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在苏联的实践已近20年,在东欧国家的实践也快10年了。苏东国家暴露出来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领导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现象严重,高级干部的包括汽车、别墅、服务人员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19]为排除党内外异己所采取的大清洗和秘密警察制度使民众生活在恐惧当中,缺乏安全感;由于过多的资源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消费,不仅消费品的生产严重不足,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下降了,如苏联1952年的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928年的66%~68%,波兰1953年的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950年的94%[20];过急、过快的农业集体化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南、波、匈等国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抗等。

   因此,各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修正和“弱化”苏联模式。在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开始打破权力高度垄断并将党政最高权力的分开,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别担任政府和党的一把手。不仅如此,马林科夫在1953~1955年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实行了主要是调整斯大林时期经济政策的“新方针”。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时期的破坏民主、践踏法治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纠正的基础上,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被国内外学者视为苏联改革的发端。[21]东欧国家则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1953年民主德国的东柏林事件、匈牙利的切尔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事件,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统一工人党反对苏共干涉内部事务的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等。尽管具体起因、过程和后果并不相同,但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东欧各国对苏联模式的反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事件也被国内学术界视为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始。[22]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苏东国家的这些改革实际上都力度有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到苏联模式的深层,只是在表层“弱化”了苏联模式。不过,从社会发展角度说,这些改革措施都应给予恰当的评价。

   然而,由于苏联模式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的时间差,中国党同苏联党以及东欧各国党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苏东国家的改革损毁社会主义的神圣形象,“弱化”苏联模式的理论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弱化”的实践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党先在是内部而后公开地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其内涵就是反对“弱化”苏联模式。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中苏两党分歧的产生、扩大,最后发展到公开论战。更为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苏东国家改革还做出了另一种反应,那就是“自我加固”,即不断地强化苏联模式。

   在政治方面,由于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不仅推崇起个人崇拜,而且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23]。所有这些都改变了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与如何满足这些需求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受波匈事件、中国的大鸣大放等事件的影响,此后中国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乃至文化大革命。[24]

   经济上,由于把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份量不断加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中国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弊端,相反将它们推向了极端。

  

   三、中国改变了什么

  

   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社会的主题是移植和强化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社会的主题则是改革苏联模式。与确立的过程不同,中国对苏联模式的改革则是反向的,即从局部、从表层开始,逐步推向全面和走向深入。其中,每迈出一步都是从相应的理论讨论、思想解放开始,破除的就是思想文化层面的苏联模式。

   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无法正常维持、政治动荡无序、经济濒临崩溃,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安全都缺乏保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亟需解决的是如何通过改革给现代化注入新动力,解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

   改革首先要破除的障碍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7年底,胡耀邦提出党史研究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真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年5月,《理论动态》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此后,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思想领域破冰后,改革深入到经济领域。1982年之前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搞活经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发展小私有经济,对外引进外资等浅层次和局部的改革,“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25]改革的实质就是修正苏联的经济运行模式,它的参照系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和在这种环境生产的非公有企业。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外资,同时要发挥原有工商者的作用。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就其实质而言,经济特区就营造一种市场经济环境,吸引外资,开始从表层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不过,此时在人们心目中,“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比如,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有它到底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还是旧中国的“租界地”之争。

   不管农村的联产承包、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引进外资起步有多么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毕竟开始。然而,小规模和浅层次的改革搞活释放的经济能量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调整经济运行方式,改变计划与市场关系成为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内容的不断深化,中共在理论上不断地调整对计划与市场社会角色的看法。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改革目标并开始走上了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道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给计划与市场关系最终定了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6]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逐渐淡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

   在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框架被突破的同时,支撑它的单一公有制也受到冲击。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步搭建,支撑它的多元化所有制形式也开始形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制的看法也不断地改变,从坚持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扩展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扩展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集体所有、集体联营企业等多种形式;非公有制经济从个体经济扩展到私营和外资经济,其地位和作用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的变化带来了所有制结构上的实际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的能量得到巨大释放,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贡献率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参见表1。

   随着经济转型,服务于经济的对外关系和为经济提供技术支持的教育体制也都发生着转型。

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变了对时代主题的看法,战争与革命的观念为和平与发展所取代,中国人开始以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学习的而不是敌对的心态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奠定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基础。第二,改变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看法。其中,最值得提及的就是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一无内债、二无外债”为大量吸引外资所取代。大量引进外资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调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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