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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

更新时间:2013-12-07 13:59:54
作者: 韩琛  
变成了主导性意识形态的修辞。其二,即便是深陷于特定“机制”或者“道路”的意识形态泥淖,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依然拥有着文学作为一个“自治的领域”的独立性,从而使之能够在主导性的“机制”和“道路”之外,捍卫着也许转瞬即逝的自由的闪光。这里更值得强调的是“启蒙范式”里的“反启蒙”文学、“革命范式”里的“反革命”文学,即那些“民国机制”抑或“延安道路”之内外的文学“他者”。因为,与那些特定时期的历史主体相比,与之如影随形的他者的幽灵,才是真正能够带来能动性、多样性和对话性的历史要素。

   余论

   在著作《鲁迅》中,竹内好认为“文学者鲁迅是生成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30]文学者鲁迅被赋予了涵盖启蒙者鲁迅、革命者论、民族着鲁迅的力量。这当然不是因为与现代、启蒙、革命相比,文学更为充实、客观,而恰恰是因为文学的机能性、流动性、虚构性,从而让文学之外的其他社会机制在为文学赋形的同时,又为文学叙事的自由主观性所冲决,从而使之呈现出意义弥散的情态,使我们可以意识到为“机制”抑或“道路”所压抑的现代文学实践。现代文学不是“中国道路”的产物,而是其中的能动性的不确定因素,并暴露出所有“中国道路”的不确定性的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要做的并不是对于某种“中国道路”进行文学向度上的证明,而是要在“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中重构对于现实具有批判性意义的文学实践及其历史。

   刊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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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民国文学”、“民国史视角”到“民国机制”的概念生产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参见周维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文艺争鸣》,2012年5期。

   [2] 范式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被广泛的应用于自然科学史和人文社会科学史的研究中。范式最初是指“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拥有广泛的时空影响力和大批坚定追随者;二是具有内在的问题拓展性和理论生产性。范式扩散带来科学发展,范式冲突是科学竞争的极致,范式替换导致科学革命,而范式替换得以发生的关键,是新范式更够涵盖旧范式的所有问题和解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的范式转移、范式冲突与范式替换等范畴与自然科学大体类似,只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的范式冲突或者危机,往往联系于社会整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危机。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启蒙范式也可称为“现代化范式”,是新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核心范式,其可涵盖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民国机制”的概念变迁。革命范式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垄断性范式,其虽然在新时期收到了启蒙范式的冲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状况、特别是阶级状况的变化,其在1990年代之后又卷土重来,并以新的批判性姿态构成了对于启蒙范式的挑战。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是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冲突性共存”的过渡阶段,尚未真正确立主体性范式与边缘性范式彼此地位悬殊的稳定性结构,其正是中国社会之过渡性时期的危机状况的显示。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2期;【美】黄宗智:《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另外关于中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274-330页;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2期。

   [3] 马克·塞尔登认为:在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将民族主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的结合在了一切,从而开创了一条通过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进而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延安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革命建设过程中贯穿始终,并深刻地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延安道路”这一概念诞生于1960年代,其时正是革命范式主导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阶段,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是革命范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延安道路”关于中国革命的独创性——即“中国特色”的描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本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蔡翔有关“革命中国”之“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性”、“地方性”、“独创性”等特征的描述,或者可以看到来自“延安道路”的影响,其“革命中国”之理论生产,其实就是“延安道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延续,其最新著作《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即是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重构,应该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革命范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著作之一。本文以“延安道路”来替代“革命中国”或者“共和国机制”等概念,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强调“延安道路”与“民国机制”的共时性,“民国机制”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其实一直面临着来自“延安道路”的挑战并被取而代之;二是作为概念“机制”和“道路”都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其能够更清晰的显示出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三是考虑到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左右之争都具有某种“还原论”的特征,也就是说都试图回到各自主张的历史“原点”上进行论述的倾向,这两个概念恰恰都具有一种起源性话语的特征。参见【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蔡翔:《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所谓“国家历史情态”指国家的政治形态、社会法律形态、经济方式、教育制、宗教形态和日常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的生产、传播过程等,它们分别组成了与特定国家政治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与“人生结构”。参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2期。

   [5]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6期。

   [6]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6期。

   [7]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6期。

   [8]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1期。

   [9]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74-330页;

   [10] 蔡翔:《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1] 蔡翔:《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12] 程广云:《民国三大政治遗产: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1期

   [13] 姚丹:《以“民国经验”激活“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新的可能性》,《文艺争鸣》,2012年11期。

   [14] 贺桂梅:《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4期

   [15]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2011年,第18页。

   [16]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7]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21页。

   [18]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19]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7页。

   [2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21] 伊万·塞勒尼:《诸种第三条道路》,《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第72-79页。

   [22]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赵京华译,《近代的超克》,孙歌编,三联书店,354-355页,2005年。

   [23] 韩琛:《“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 《理论学刊》,2012年12期。

   [24]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第219页。

   [25] 周蕾:《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张艳红译,《视觉文化读本》,罗岗、顾铮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278页。

   [2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吴叡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4-8页。

   [27]马春花:《认同与/于卑贱:萧红小说的性别、乡土与国族》,《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8]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晓洁译,收入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年版。

   [29]参见杜赞奇的“复线的历史”概念,在他所谓的“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复线的历史”注意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就便于我们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81页。

   [30] 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孙歌编,三联书店,2005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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