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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

更新时间:2013-12-07 13:59:54
作者: 韩琛  
与建立在个人自由、私有产权等市民权力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完全不同,从三民主义的“民国机制”到毛泽东思想的“延安道路”,是一条彼此衔接的大同式的现代化路径,其不是通过“个”而是通过“共”,把民生、民权、民族连接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同心圆结构,它在起点处便是一种独特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15]这就导致了“民国机制”是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延安道路”亦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模式”当也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同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

   实际上,中国追求现代性的“特殊模式”既不是右翼的“民国机制”,也不是左翼的“延安道路”,当然更不是混杂莫名的当代“中国模式”,而是贯穿于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内在结构性力量,其或者就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两位学者认为,从秦汉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即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16]中国的现代转型是通过意识形态调整来应对外来冲击,而不是通过改变社会组织方式来完成主体性的现代变革。虽然历经决然不同的晚清的“宪政改革”、民国“共和革命”和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不同“中国模式”的“发生机制”则没有变化,即“一体化结构组织方式要求政治统治权威由意识形态提供”[17]。根据这个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体化结构模式,再去考察“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就会发现,它们都具有以意识形态认同来形成一体化社会的功能与企图。只不过更符合“均”、“公”、“天下”等传统思想的“延安道路”,显然在大众动员、社会组织方面占据优势,从而最终战胜“民国机制”,完成了一体化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再生产。

   这个在西方冲击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遵循着一个三环节逻辑:原有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18]考察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这个“一体化”的现代化转型逻辑发生了三个循环。首先是从“晚清”到“五四”的循环。传统社会在开放条件下解体,从而让晚清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多元化局面,“五四”时期完成了启蒙现代性思想独尊地位,现代新文学确立其文化霸权。[19]“民国机制”就是这个霸权得以体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次是从“五四”到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循环。民国文学虽然形成了新文学的霸权,但是着新文学的仅仅是一种局部性的“城市文学”或“精英文学”,并没有与广大的乡土中国产生联系。也就是说,“民国机制”没有彻底完成“一体化”的文化霸权的建构,导致“民国文学”处于一个相对多元的状况中。甚至“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的延安文学也是混杂不一,直至“整风运动”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延安道路”的方向,并将文艺的大众化、乡土化和革命化作为核心理念,这就让现代文艺与乡土中国产生关联,使之成为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在“延安道路”的指引下,中共建立起新的一体化社会,亦完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20]建立了“革命文学”的至尊地位,这个一体化的文学结构至今影响着文学生产及其历史叙述。至于第三个循环,则是从“文革”结束到今天仍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冲突”,既是新的“一体化”整合过程未能完成的标志,也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难以为继的症候。

   “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设计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主流意识形态在建设其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内部会形成对于其他边缘意识形态的压抑,最终构成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霸权;另一方面,对外则表现出一种反西方、反现代性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并特别强调一种本土现代性道路的绝对正当性。“特殊模式”的现代性论述并非中国独有。19世纪德国的“特殊道路”论——一条既避免了自由主义的英法发展方式,又摆脱了俄国式的专制主义的“另类现代性途径”、[21]日本昭和时代的“近代的超克”论——一种在抵抗西方近代的过程中生成的“东洋的近代”[22],其实都是有关“特殊模式”的现代性道路的不同论述,并与“中国道路”形成比照。“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的不断延续,使现代中国虽然不断地完成各种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转换,但却从来没有实现社会组织机制的现代转换,从而使中国的现代性道路充满了难以克服的扭曲、异化和压抑,甚至完全背离了其初衷——人的自由和解放,成为一个至今未能完成的方案。

   正是“特殊模式”的无意识结构阴魂不散,让中国追求现代性的20世纪变得漫长又跌宕,形成了一个“漫长的中国20世纪”[23]的历史状况,无论是“民国机制”还是“延安道路”,其实都是这个“漫长的中国20世纪”的可替代性意识形态,而不能真正完成整个社会组织方式的现代转换,当然也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历史终结的渴望纠结于历史绵延的焦虑,滋生了建构各种宏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现代中国文学史”等横跨20世纪的现代文学史叙事的不断出现,正是“漫长的中国20世纪”至今不能终结的文化寓言。

   五、从“中国道路”拯救现代文学史

   由于一直内在于这个“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之中进行文学史叙事,让彼此差异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总是以一种自认“客观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去指责另一种研究范式的意识形态倾向。1980年代的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指责革命范式的现代文学史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叙事;而后革命时代的新左翼批评家则同样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话语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上。没有一种不是通过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而自我确立的意识形态,而今天的我们,也不再相信真的有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纯文学史”的存在。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之间的“冲突性的共存”表明,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强大到能够完成排他性的文化霸权建构,而只能选择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中彼此共存,而正是这种混杂的历史状况,为“重写文学史”敞开了新的可能性,使我们有可能在“中国道路”的论述中拯救现代文学及其历史。

   首先,需要把那种“机制”或者“道路”先于现代文学的“颠倒结构”给颠倒过来。在这种“颠倒结构”中,那些不言自明的“现代文学特征”,都被认为在特定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机那里起来的文学装置而已。[24]基于此,“民国机制”先于并生产出民国文学,而“延安道路”则决定了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特殊模式的现代性建制的产物。如果简单考察鲁迅的文学缘起抑或所谓“赵树理方向”的确立,这个现代机制决定文学生产的逻辑似乎并无问题。但是,按照周蕾的精神分析,各种现代机制的刺激,譬如焦点透视、工具理性等,反而召唤起了鲁迅的“原始的激情”,使之由现代科学返回文以载道的文学。[25]同样,《小二黑结婚》也非什么“延安道路”的产物,反而是“延安道路”以《小二黑结婚》为材料,发明出一个“赵树理方向”。现代文学建制的完成,也是一个生产压抑的过程,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的完成,瓦解了晚清文学的多元现代性实验;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当代文学的“延安道路”的确立,则完成了对于之前的延安文学的复杂状况的规训。一统性的意识形态“机制”或者“道路”的形成,不是将某种现代文学发明出来,而是将某种现代文学的“特定意义”再发明出来。至于如何实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这种“颠倒的颠倒”,或者可以这样来描述:所谓文学机制是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消减,而文学在破却意识形态文学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最高意识形态特征——个生于现实之中,却以批判、超越现实为目的的想象世界。

   其次,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26]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绝对实体,而是抽象的“中国人”与其文化、历史和地缘空间——“中国”的想象性耦合,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在认同于一个抽象的“现代中国”的同时,也需要从那种无差别的现代“中国/人”认同中发现差异性。现代文学的发生、传播,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极为关键,但是文学表述的含混性、发散性,恰恰也为挑战民族国家的阐释预留下空间。然而,即便在极其对立的现代文学史叙事中,“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先验的概念加以运用,而对“中国道路”的不断强调,与其说是理论上的需要,不如说是政治正确的需要,民族主义是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政治认同。实际上,有关民族国家的表述在现代文学中其实是如此相互矛盾。例如郁达夫的《沉沦》就将男性身体欲望的不能满足,与现代国家想象联系了一起,男性身体的自觉也是家国主体的自觉,其家国认同充满性权力的妄想。而萧红的《生死场》则指责了民族主义话语的男权中心主义,以及其对女性及其身体的无情盗用,认为女性主体建立在抵抗国家暴力、认同卑贱自我的过程中。[27]不同性别立场中的“中国/人”显示出几乎截然对立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诸如阶级、性别、地域、民族等差异性认同组成的混杂的社会网络中,民族国家或者能够组成具有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场域,但是也具有其不能克服的流动性、矛盾性及排他性,“中国”不能成为涵盖一切的先在性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既参与了现代中国认同的建构,也滋生了质疑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潜流。

   另外,“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组织一体化结构”当中其实永远存在着不谐的噪声,并对这个至今仍在延续的“超稳定结构”构成潜在挑战。就民国文学来说,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新文学确立了其主导性的历史地位,但是新文学只对社会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力,广大市民阶层和农村社会仍然是通俗文学和传统文艺的领地,并不断动摇着新文学的霸权,从而让新文学不得不思考如何大众化的问题。鲁迅提倡版画、连环画,看上去是为社会启蒙需要,实际上是在大众文艺、传统文化挑战下的策略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虽然建立了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但是曾经是“延安道路”样板的赵树理,却在这个新体制中逐渐边缘化,并且构成自己独特的“新颖性”。竹内好认为无论是民国的“现代文学”,还是共和国的“人民文学”,都各自形成了僵化的文学观念,文学逐渐失去了自我否定、自由创新的能力。但赵树理因为他所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读者分离的状况,从而可以有意识地“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现代文学”,当然也不同于新中国的“人民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复古为革命”的新文学观。[28]而今天无论是“民国机制”的发明,还是“延安道路”的重估,其实都是通过对于某种特定的政治立场的重申,挑战当代中国之去政治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二者在所谓“中国道路”的想象上亦迎合着这个主流话语。实际上,与那些主流“机制”、“道路”中的文学相比,反机制、反潮流的文学才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更新、嬗变,并构成了自己主体性的文学历史的关键因素。

至此,我们或者可以想象某种超克“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对立,想象一个“复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可能[29]。这种“复线文学史”弃绝任何必然性、决定论的形式,既拒绝任何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机制”或者“道路”的束缚,但同时又不能否认各种“机制”或者“道路”作为特定时代的宏大历史演员的在场性,它们排他性的社会组织、历史建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不能忽略的历史要素,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对于这些“机制”、“道路”的追随、臣服或者反抗中,在让自己变得异乎寻常的现代化、中国化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自治的领域”的诸多其他可能性。所谓“复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此将包含两个主要脉络,其一是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在通向各种特色模式的中国道路中不断异化的,它被(无意识)强制性地与各种超人的实体——国家、民族、阶级、党派,甚至就是作为客观必然性实体的历史本身联系起来,在对超越性的、最广大的、通常是也叙述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乌托邦王国的想象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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