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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

更新时间:2013-12-07 13:59:54
作者: 韩琛  
而将市场资本主义的崛起,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学院学科体制的科层化等作为“重写文学史”确立起文化霸权的内部因素予以揭示。[9]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话语,其针对的对象就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表征之一的“重写文学史”思潮。

   仅仅批判“重写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必须形成自己的文学史表述,才能真正构成一种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未来意义的理论创造。但是,如何形成与革命时代的经典“延安道路”叙事不同的论述,而又不落入其意识形态陷阱,既赋予新“延安道路”想象以现实批判性,又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显然是一项充满了挑战的任务。在根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及历史态度上,新“延安道路”想象不可能与经典的“延安道路”有任何不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其实就是对于作为一种普遍性思想资源的社会主义的维护,即如蔡翔的夫子自道:“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这样一种‘历史态度’,即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这一正当性正式建立在‘弱者的反抗’的基础之上,它要求把劳动,也把劳动者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我想,我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一现代的‘造反行为’解释成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政治诉求。”[10] 在相关论述中,“延安道路”被视为一次寻找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的“替代性方案”的历史实践,各种资本主义现代性概念如民族国家、精英代议制、科层化体系、资本分配原则等均受到挑战,“延安道路”中创造出来的阶级国家、人民民主、群众运动、分配正义等概念得到新的阐释。

   与“重写文学史”不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显然拥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判断和理论来源。在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判定上,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一方面认定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完全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后革命中国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力量,它不是来自官方的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有着抵抗市场资本主义之破坏性后果的思想遗产。经典“革命范式”的文学史叙述是考察中国文学如何完成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现代转型的,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无可辩驳的历史终点。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则试图从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实践中抽取出革命性的思想,其是对革命中国之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批判性继承。蔡翔便极具策略性地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总结为一个场域性的、生产性的动态历史过程,认为其内部充满了复杂的对立、冲突、紧张,并因此而形成具有自我否定性动能的“继续革命”性,“延安道路”不再是一个极端排他性的历史决定论教条,而是一个充满历史可能性、空间想象力和现实超越性的结构性装置。

   试图从一种“失落”的意识形态中总结出思想性的内容,显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其几乎注定要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不过,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阶级状况的恶化、革命遗产的挥之不去、西方新左翼理论的输入,以及对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霸权扩张的警惕等等因素的存在,让在后革命时代重启“延安道路”的想象拥有其自然的合历史性,革命范式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藉由新的理论资源卷土重来,并与主导性的的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形成对立与对话关系。

   三、范式“冲突”的“中国模式”

   “民国机制”是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在新世纪的最新发明,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则是“革命范式”的当下转换。二者都是立足当下中国追溯现代文学史,其各自“真理性”的历史生产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以彼此的坚持、冲突、对话凸显出了这个时代的问题、矛盾与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意识,研究者面对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和思想危机而进行文学史重写的时候,他们将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处理过去并映照出现实的危机。大致上,启蒙范式的“民国机制”显示的是一种偏向于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努力,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则坚持着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中一直贯穿着范式冲突的问题,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并总是面临着来自对手的明里暗里的挑战。新时期中国三十年是启蒙范式确立起支配性地位的时期,并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民国文学”的范式扩散,其价值主张和历史态度随着范式的扩散而越来越明确,最终造成了所谓“民国机制”的意识形态表达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边缘化的革命范式亦通过理论调整而重新出场,将被启蒙范式忽视的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引入到历史叙事中,并与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发生正面碰撞。重估“延安道路”的论述对于这种基本立场上的对立有着充分的自觉:“所谓‘现代中国’(即民国机制)则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当然,这也是两种比喻性的说法——而‘革命中国’(即 延安道路)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11]

   “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冲突是中国追求现代性道路的不同选择之间的冲突,二者在当代中国同时作为一种“抵抗性”的历史表述出现,乃是因为对当下中国之政治状况和社会危机的不同判断造成的结果。发明“民国机制”意在指出“延安道路”延续至今的专制主义是当代中国不能完成宪政民主的根源,今日中国之自由匮乏的状况依然是革命的遗产;而“延安道路”想象则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危机乃是片面追随市场资本主义的后果,因此必须重估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历史实践在当代的意义。对立的问题意识、价值判断,造成了完全对立的叙事,可以从“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的相关论述中分别找出一些关键词来进行比对。论述“民国机制”的关键词主要有现代、启蒙、宪政、民主、共和、自由、自由知识分子、民国范儿等,而重估“延安道路”的关键词有革命、尊严、正义、平等、劳动、情理、社会主义新人、劳动模范等。前者的论述关注理性、民主与自由,而后者则强调平等、正义与尊严,二者之间似乎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互相将现实危机的来源归结为对方,但却是又各自针对了现实的问题所在,并带来了不同的历史阐释和解决方案。

   范式冲突的不能解决象征着现实危机的延续,而对立范式的“冲突性共存”,也意味着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性结构的对立两极,具有内在的现实关联性及历史同一性,这个冲突本身的不能解决一方面是百年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现代转型不得完成的文化指标物之一。一般观点认为,“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显示的是泾渭分明的路线之争,并实际上形成了中华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间的历史断裂。但事实上,民国史与共和国史共同构成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生成史。民国时期所缔造的宪政共和、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等“民国机制”皆为“延安道路”缔造的共和国所改造性的继承,并形成了四个主要的政治体制——共和国体、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12]更为核心的是,在建构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建国路线上,“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民国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党国一体化结构没有完成其社会整合,从而给知识分子保留下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公共空间”。

   发明“民国机制”与重估“延安道路”的对立同一性,还体现在二者不分轩轾的民族主义立场。“民国机制”论述毫不讳言其“中国中心主义”倾向,激烈地表达着从西方中心的“冲击/反应”的研究模型中挣脱出来的意愿,认为西方话语经由中国作者主体的提炼和“国家历史情态”的淘洗,已经完全中国化。至“民国机制”论述的出现,“重写文学史”完成了一个从“走向世界”到“返回中国”,从坚持“普世价值”到强调“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封闭性的路线图,其把“重写文学史”思潮之世界视野中的民族主义诉求推向极致。重估“延安道路”的中国中心主义则建立在反帝、反殖民的论述中。在左翼知识者的论述中,革命中国曾经一度挣脱了这个殖民资本主义的世界,并企图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而后革命中国则显然已经丧失了这种主体意志。无论是发明“民国机制”还是重估“延安道路”,实际上都成为实现民族主义的手段,逻辑上类似晚清中国之“中体西用”模式,“西用”是西方器物和理论,而“中体”则从“儒教礼制”一路演变为彼此冲突的“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

   民族主义与反(西方)现代性相连接构成一种自我背反的民族主义(本土)现代性论述——即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叙事。“民国机制”表面上针对对象是“延安道路”,而其“潜在的对话对象是‘现代性’这一话语模式”[13],并试图在中国的“国家历史情境”发现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机制。“民国机制”其实就是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性机制,“机制”这个词汇具有囊括一切现代性经验的结构性力量,并在“民国”这个前缀下实现了其“另类现代性”的具体所指。重估“延安道路”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性质,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具有拒绝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现代性”的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使“延安道路”具有浓郁的本土色彩,并曾经通过这种地方性革命经验的普世化论述,使革命中国一度加入到对于世界未来的定义的争夺中。发明“民国机制”与重估“延安道路”都在发明一种中国特色的“另类的现代性”路径,其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结构中创造一种差异性的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这种建构差异性的努力同样显示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创造中。

   左与右、启蒙与革命、“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的对立,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冲突的主要内容。不过,横向对立的两极却围绕着同一个纵向轴心——中华民族主义——此起彼伏,并皆致力于构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论述,民族国家成为对立范式的同一性目的:即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那些超越性的现代/社会主义议题,也总是需要的经过民族形式的转化才得以呈现[14]。民族国家不仅压倒了启蒙,而且最终也压倒了革命,致使无论是发明“民国机制”还是重估“延安道路”,都必须首先自我标示为一种“中国模式”的机制或革命。

   四、“特殊模式”与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

   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一种世界化,也是一种国家化。在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阶层、身份的个人摆脱传统等级制的束缚,似乎皆平等地从属于想象的国家之下,从而完成从“臣民”到“国民”的现代主体塑造。在这个过程中,追随现代性与抵抗现代性的情结极其矛盾的结合在一起,不但暴露在现代中国的政经文化的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在关于这个现代性进程的历史书写中。无论强调普世价值的启蒙现代性,还是追求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都会呈现出一种“回归中国”的倾向,并不约而同地强调某种机制或道路的中国特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民国机制”或“延安道路”,其实都是“特殊模式”的不同意识形态镜像。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殊模式”论集中表达的是中国现代史中的难以逾越的二重性矛盾:私与公、天下与世界、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精英与大众、个人与国家、普世性与特殊性、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贯穿中国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对立关系,每每在时代转向而需要作出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凸现出来,并特别地彰显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左右之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冲突中,可以明显的观察到那种为中国道路塑型的渴望,虽然双方在表面上对于所谓“特殊模式”的主张是如此迥异。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的现代是在前现代中国的基体上展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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