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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鹏鸿:亚太安全环境变动与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更新时间:2013-12-01 20:24:02
作者: 蔡鹏鸿  
是中国外交和安全的既定政策。中美有竞争,但不是对抗,双方必要时启动相关机制来增进互信,化解矛盾和冲突。中美两国正在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在安全领域呈现低度合作走向是有利的。从问题入手,推进合作,加强互信,可能是一个方向。安全格局中的竞争性合作在军事科技领域表现强劲。20世纪初以来,地缘安全领域经历了工业化时代、核子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演进。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国家在网络竞争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是占领地缘政治空间制高点的重要指标。信息流可以自由进出国家边界、上达太空深及海底,技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维护或争夺地缘霸权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精准无误地击落太空卫星,中国航天器在太空成功对接,中国在2012年6月里同一天出现“神舟翱翔太空,蛟龙深潜海底”的壮观景象,使中国在太空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打破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平竞赛争高低,恐怕连美国都无法拒绝的,美国航天航空界有意同中国合作就是一个信号。美国现在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再也不能压制中国崛起。这对未来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动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提示性意义。

   总之,中国坚持和平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发展利益,有利于中国扩大其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空间的活动余地,削弱美国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其发展趋势是,亚太地区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可能会继续一段时间,但也可能正在向中美两强共存新格局演变。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发展的逻辑使然,任何人的意志无法阻挡。纵观历史长河变迁,任何强国对地区和国际格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当前这种乱局对中国不利,但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确信,惟有中国才是变局中的主角,正在改变亚太及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

   三、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思考

   在亚太秩序的过渡期及其未来区域格局的重组过程中,中国面临周边地缘战略结构和国内压力两者相互叠加的挑战。必须深刻认识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挑战具有结构性战略倾向。这是集军事、外交、经济为一体的美国亚太新战略。这一战略呈现三个基本特征:1.综合性,从安全、政治、外交和经济诸方面展开;2.亚洲为重心,美国战略的主攻方向在亚洲,它谋求在亚洲得胜,那么就可在全球得赢;祈求其在亚洲地位得稳,则其全球霸主地位不会动摇;3.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秩序,美国试图以TPP为抓手,推动美国主导的亚太一体化进程,使之成为美国亚太新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之一。这一立体性战略对中国及其在亚太的地位产生结构性挑战。配合美国亚太新战略的,有日本等亚洲盟国,日本予以积极响应,不仅有力地修复了日美关系,而且还在谋求建立集体防卫机制。另外,东盟要确保“东盟中心地位”持续稳定,其内部抱团倾向也值得注意,东盟在区域秩序建设中有挑战美国的一面,同样也有挑战中国的玄机。

   国内因素带来的挑战不可忽视,至少,某些认知误区可能给决策者带来压力,外交的协调功能甚至妥协政治的运用都会面临风险和难以估算的成本代价。一些国内舆论过分渲染我经济老二的影响力,却疏忽了我人头平均值的真正排名;有的误以为我有了航母训练机就可以同美日海上联盟一拼,有的甚至把我海军建设同西方殖民主义者上升时期的行为进行类比,把“炮舰外交”这种历史垃圾当做正当精华介绍。这些不良认知不消除,不利于我实现两个百年的梦想,不利于我在亚太过渡期和新型国际格局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仅要有习惯性思维,还应有逆向性战略思考,对于一个正在向世界强国方向发展的大国,停留于既有的规范和原则范围,难以在构建区域秩序中发挥作用,也不易为周边国家所理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未来的世界强国,中国必须在亚太区域格局的建设中,有破旧立新的战略思维,成为地区制度规范、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未来规范和规则的顺应者、接收者。为此,试对中国的应对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其一,在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周边战略要将维稳与维权平行推进,长期目标是建立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这是基于地缘空间或地缘板块位置来思考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都在这个地区,中国必须拥有友好的、稳定的、和平的周边地区,才能确保中国利益的实现和完整无损,才能保障两个百年梦的实现。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怕事”,也要注意“不惹事”,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前提下,决不损害周边国家的利益,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是大国,具有大国应有的气度,不能铢瑙必纠。新的惠边政策就是要兼顾天下,特别是周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在保障周边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收获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举措应该体现周边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要体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深刻含义,旨在期盼周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让周边感受到中国同自己确实是在同一条船上,“同舟共济”一起驶向利益共同体目标彼岸。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实现途径,原则上应该是在双边功能性合作的基础上,逐步深化,推进多边合作,关键是促进建立有利于利益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地区机制。这种方式是我们常用的先易后难、先双边后多边、先经济后政治的提法。周边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样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深远,当然也应该看到,即使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内,经过历史浪潮的冲刷,他们也锻炼出具有其民族特色的多种文明,文明多样性特别显著,所以,“包容互鉴”首先是要在处理周边国家间关系中必须弘扬的精神。

   其二,未来亚太国际格局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要破除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的思维定思,确保合作共赢,而且要通过相互协调建设新型的亚太国际新秩序和国际新格局。这个进程中必须杜绝遏制、对抗、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行动,把竞争性合作作为处理新型国家关系的必要选择。双方特别是美方应该认识到,采用遏制战略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也不可复制。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美国曾经以接触加对冲的办法对付中国,2005年后美国基本上确认中国的崛起已经无可撼动,于是又有了“责任论”、“再保障”甚至是G2的说法,试图借此整合中国。中国现在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在接受的基础上,具体行动表现积极,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尽管美国亚太新战略对中国产生结构性挑战,但是美国已经没有动力使用过去对付苏联的办法来对抗中国。中美双边贸易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的水平,仅凭这一项指标,足可以让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国在制订遏制对抗政策时,三思再三思。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交织及其密集程度胜过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应该首先在地区治理上有所作为。美中关系既是大国关系,又是亚太区域特殊的邻国关系。中美经济频繁互动史无前例,美国的经济恢复和繁荣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中国的经济繁荣,倘若中美之间发生灾难性对抗,不仅会重创中国经济,也会重创美国经济,这是地区的灾难。在安全领域,美国依然是亚太地区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者,美国的强势来自于军力优势和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双边同盟体系。由于地缘安全格局的变动,中美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空间同样存在,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者的合作空间是广泛的。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半个世纪以上,问题不是美国军力存在多或者少,而是应该关注它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军力增长,因此恐惧中国以军事手段构建势力范围。其实,这是美国以其自身践行的历史轨迹来看待中国发展。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经济巨人之后,就使用武力干涉古巴、支持哥伦比亚叛乱。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问题不是中国军力和现代化程度怎么样,而是中国军力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现在,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在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行动,中国应邀参加2014年美国主导的环太海上联合军演,这本身就是同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海上力量合作的突出表现。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还很大。这些合作不应该是无原则的并合,而是在遵约基础上的协作关系,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任意要求甚至蛮横强求,而应该是相互尊重前提下的竞争与协调。这种合作应是竞争性合作的先导。创建竞争性合作的地区国际格局,是对亚太秩序过渡期进程的要求和考验,将为建立全球竞争性合作的国际格局打下基础。

   其三,对周边海上岛屿及领土争端问题应有新思路新举措。近年来,周边海上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东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南海诸岛主权争端,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剧烈震荡,甚至影响各方的民族情绪。在严峻的海洋新形势下,我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在各种场合旗帜鲜明、全面充分地阐述了我国在保护国家主权和维护周边海洋局势稳定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坚持用政治和外交方法同部分海上邻国展开积极对话,展现了我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大局、维护地区和海洋和平与稳定的诚意。我国积极推动务实合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周边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处于可控的状态,主动权在我这一边。但是,也不可忽视局部不稳定因素持续升温,我国在周边海洋安全、在海洋方向上的核心利益保障工作依然面临诸多考验。由于海洋问题的复杂性特点,许多争端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曲折和波折。解决问题,既要有长远的战略思考,又要从缓解当前周边海上安全紧张局势提出思路。当前在坚持和平发展和睦邻外交,坚持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同时,应注意加强海洋外交,同周边国家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合作,坚持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热点问题,同有关国家,特别是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积极开展涉海交流与合作。应该抓紧落实中国同周边国家签署的海上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提出的相关合作项目,充分认识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同周边海上邻国签署了不少海上合作协定,中国也提供基金用于海上问题研究,比如中国和朝鲜签订的海上共同开发协定、中国同南海周边部分国家签署的海洋科技合作协议,应该加紧落实,还没来得及实施的要抓紧实施。

   其四,把亚太过渡期秩序顺利推进到持久稳定的亚太新秩序,有赖于中国能否真正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及其应该担当的大国责任。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调整周边外交战略,其重大转型起步于超越意识形态界限,注重经营地区间国家关系、坚持以外交方式解决海上岛屿争议;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还给东南亚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金融支持,这些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构建周边利益共同体的进程中,更要承担重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我们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思想和政策上要有长期的“惠及周边”战略,睦邻需要通过长期的善意表现,才能彻底根除一些人的疑心生暗鬼心理。要从对方的立场和视角来思考问题,为其提供服务,而不是事事要求回报,使对方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他们想到的、能够依靠的只有中国,到这个时候,利益共同体也就如期可抵了。中国要进一步开放市场,不仅是让东盟国家获利受益,而且也要让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周边经济体获利受益。如果周边国家在同我交往中觉得无利可图,他们不可能同我共建利益共同体。说到底,交易就是双方通过交流实现互惠互利,对方获利了,我方也有利了,“共赢”应该是通过互相依靠对方市场取得的结果,使之真正感觉到,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要激发这个地区产生争先恐后般地要同中国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欲望。

   注释:

   [①]Richard K.Betts:Wealth,Power,and Instability: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 o.3,Winter 1993/94,pp.34-77;Gerald Segal:The Com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In the journal of World Policy Journal,Vo l.10,N o.2,Summer 1993,pp.27-32;and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in Foreign Affairs,Vol.76,N o.2March/April1997,pp.18-32.

   [②]美国新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6月20日国会证词:Daniel R.Russel,Assistant Secretary-Design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une 20,2013,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Russel_Testimony.pdf.

   [③]参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2013年4月9日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以及美国新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013年6月20日在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证词。

   [④]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Third East Asia Summit Foreign Ministers’Meeting,2July 2013,Bandar Seri Begawan,Brunei Darussalam.

   蔡鹏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成员

   来源: 《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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