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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国歌赋予自由——工人齐唱国歌给中国式宪政的启迪

更新时间:2013-11-27 00:44:28
作者: 冯象 (进入专栏)  
太腐败了。它的设计,原本是用来改写历史、劝人遗忘,遮掩社会矛盾的(详阅《政法笔记》)。时间一长,就露了破绽,让人看出一堆繁琐的程序跟晦涩学说底下,无耻的权钱交易、资本的贪婪与攫取。农民工若是信了那资本的说教,如上文指出,就非但不能罢工,任何要求加薪或改善劳动条件的行动都可能违约侵权、触犯刑律。明白了这一点,劳动者才学会了团结,并把由团结而来的“劳工三权”,作为生存权或社会权,要求法律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在立法阶位上,“团结权”须高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如劳动合同的履行义务,甚至超出一般公法(行政和刑事法规)的限制。单个农民工面对资方,他是被民法束缚着的;停工一如旷工或破坏生产工具,得受法律的制裁。当他独自向政府“讨说法”时,他只是行政法上某“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幻象,又名“公民”。一切“蠢人给蠢人制定的”东西(法规条例),对他都豁免了司法问责(《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然而,劳动者一旦组织起来,“每个人都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他们就挣脱了法权的羁绊。那一份份劳动合同和企业规章就魔法般地失效、作废,可以谈判了重写;本本上那些抽象的权利,就突然克服了“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障碍,变得能够主张了。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意味着牺牲个人利益,为筑“新的长城”,伸张“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恩格斯语)。在南海本田,这新权威取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便是重组工会,直选干部,变企业工会为工人自己的工会。之前沉睡着的《工会法》条款复苏了。例如第四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还要求工会依照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第五条,工会要组织和教育职工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这一双条款(连同关于选举的第九条),今天在一些人听来,像是在说一个缥缈的乌托邦。然而以二十世纪革命的传统观之,干部由一线工人直选和罢免,实为工会独立行使职能的必要前提。列宁曾反复强调,工会应是一所劳动者学习团结、学习捍卫自身利益和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管理”不仅是工会领导的事,更是全体会员即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长期的任务,包括:一、就全国所有企业跟政府经济部门的人事安排,推荐候选人、提咨询意见;二、从工人和劳动群众中提拔培养行政干部;三、参与文教宣传工作,尤其是“参加无产阶级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四、制定企业干部职工的工资与供给标准。显然,这些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顽强而切实”的作风,常年不懈的努力,以便“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管理国民经济”。一言以蔽之,“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列宁选集》卷四,页422-23, 624-25)。

   按照列宁的设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会要保持“非党的”独立地位;职工自愿入会,不得强制登记(同上,页625)。因为,公有制经济并不会自动消除企业经理和主管部门出于本位利益、追逐计划数字或滋生官僚主义,跟工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侵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同上,页621)。

   上述教导,于我们反思工运的惨痛教训、还原被改写的历史、寻求新的方向,确是不可轻忽的。

   五、国歌

   也许有人会说,南海本田的罢工者唱国歌,只是对付日方经理、煽动工友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手段;毕竟,《义勇军进行曲》本是抗日的战歌。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紧接着,同年六月,河南平顶山市平棉纺织集团工人罢工,面对厂方的劝诱威吓,继而“举全市警力,大规模清场”的“维稳”措施,群众也是手拉手高唱国歌。如同南海本田,企业工会也被工人骂作“厂领导的走狗,连黑社会都不如”(详见《南风窗》2010.6.16报道)。事实上,“起来”“起来”已如星火燎原,简直成了“群体事件”的号角。例如今年三月,重庆工商大学三百教师堵住校门,抗议校方搞的“绩效工资”改革方案不公,便是一场国歌声里的集会(星岛环球网,2013.3.18)。

   《义勇军进行曲》竟可以这样团结民众,原因何在呢?我想,国歌代表国家尊严(《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故而欢迎国宾、开“两会”或运动会都要演奏。但更重要的,她是一首历史歌曲,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郭沫若《聂耳墓志铭》)。爱国宏志、不怕牺牲,那不是时下流行即资本运作的那些个口号歌曲和广告所鄙视的么?唱国歌,因此不仅是凝聚人心、激励觉悟,还能促人抗拒一切“去人之史”的圈套,包括法权神话;再一次,让“救亡压倒启蒙”。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罢工者的怒吼,令人动容。并且很容易联想到另一首劳动阶级的战歌——《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脍炙人口的歌词出自萧三,其实是自由的意译。原文为巴黎公社战士鲍狄埃(Eugène Pottier, 1816~1887)的不朽诗章,富于修辞,意象略异:

   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ats de la faim…

   Foule esclave, debout, debout!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起来,大地上受诅咒的,

   起来,饥饿的囚犯……

   奴隶大众呀起来,起来!

   这世界就要换掉根基:

   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必成一切!

   如此,因国歌而团结,就意味着不忘巴黎公社的伟大理想,不忘劳动者“要做天下的主人”。根据这一理想,“罢工自由”的具体内涵,须放回工运史里去梳理、阐发。在法理上,可以说,那藉罢工而复得的“自由”,已化身为团结权了;而那“权”字所指,远不止被“八二宪法”取消,寄存于国际公约、劳动法教材的一种或几种公民权利。在南海本田,罢工者的谈判代表团曾上传一封公开信,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结尾有一句话,说到这理想:“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一千八百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这里,“权益”同“维权”所指,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权”。我以为,须摆脱西文翻译术语的影响,从中文“权”字的本义和引申义,及罢工者唱国歌所演绎的丰富的政法含义来理解:农民工的团结,显然不属任何法定的“权利”,而是源自对法权的克服,即人对历史、对自身的正确认识或觉悟。因而团结,归根结蒂,乃是始于劳动者以阶级觉悟“权物称用”(语出《荀子/王霸》),形成斗争中的“权势”与“权能”,诉诸革命的“权威”,而达于国歌之下,那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决心行使的国家主人翁之权——“人民主权”。

   六、团结

   前文提及,劳动者的团结是“劳工三权”的基础。若是把“三权”解作工人的个人权利,主要是经济权,集体行动就难免囿于一套借来的法治话语,无力挑战资本的教义。相反,如果我们撇开教义,回到中国工运的历史语境,那“团结”二字就掌了权柄,标举其“本义”,即劳动者团结之权柄或主权,并由此接上了一个新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潮流。

   放眼神州,那潮流发端,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长沙:青年毛泽东在那儿为成立不久的工会认定了“劳工三权”。

   他讲的那“三权”,名曰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实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生存权的主体,为全体劳工,包括不到十八岁的“劳动预备军”和年过六十“卖尽了力的”。毛泽东说,“按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他们要有权得口粮。劳动权,意谓“若是工人有力而……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也就是说,失业的病残的,都可享受社会救济。反之,“不劳动者不得食”(参较“七五宪法”第九条,“七八宪法”第十条),“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这样,三权归总,便是劳苦大众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权(《毛泽东文集》卷一,页8-9)。

   这革命权虽然也称“劳工三权”,与国际公约认可的一样叫法,但性质目标大不相同。一是经济利益驱动、采取集体行动的“普世”权利,在资本主宰的法治社会,一般属于吃工会饭的律师的实务;一是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个人利益融入阶级利益,重启一个光荣的传统。尽管“共产主义的学校”早已关闭,学习“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同上,卷八,页129),也已被人淡忘,做成禁忌,但生存、劳动和劳动者“全收”的斗争逻辑未变,《义勇军进行曲》还在。

   所以,工会的直选一经尝试,就有别于许多地方流于形式的基层选举,成为真正的对抗资本的民主实践。诚然,那工会民主还十分弱小,能否长久,将来如何,尚无制度的保障。但只要人们看清了法权的腐败与不公,就一定会听到《国际歌》的强音:够了!这监护下的沉沦,“平等”要求另一种法律......(参见附录)

   七、“上帝”

   工人的团结和工会民主在中国的前景,大致如上;我想有三点可以肯定。首先,形势比人强,罢工自由不“平反”不行。所谓“转型社会”,诱发罢工的因素太多了。产业升级“腾笼换鸟”,蓝领工作的外包流失,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诸如此类,屡见报端。加之政府加速推行城镇化,正赶上农民工换代。第一代农民工据说“维权意识”弱,为一个梦想,愿意加班加点,忍受超常的剥削,不闹工潮。那梦想是攒了钱回家乡盖一栋楼,让子女改变身份,做城里人。第二代,“八零后”“九零后”的新工人,就变了风貌:农活基本没干得过,从小耳濡目染,是奥运会世博会、灯红酒绿的“高档生活”。教育程度则普遍比父辈高,组织能力强,又熟悉微博微信QQ群的玩法,消息可灵通了。三年来闹工潮的主力军,是他们(《农民工塑造中国未来》,《金融时报》2013.4.22)。

   另一方面,劳动法规日渐完备,功效却一直不佳。专家说,过去十多年,劳资争议每年增长30%左右,远高于GDP的增速(《南风窗》2010.6.16,页35)。事实上,一部分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示威的法规已成具文。如最近广东江门的反核大游行,就没有按规定事先向公安局递申请,而当地政府也不敢以游行“未经批准”为由,压制或不理睬群众的诉求。相反,市府“应急办”宣布,在跟市民达成共识之前,中止示威者反对的鹤山龙湾工业园核燃料项目(星岛环球网,2013.7.13)。民众对核项目的担心是否科学不论,这是一次引人瞩目的团结权对新法治的胜利。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罢工、游行等集体行动,本身就是参与者最好的政治伦理教育。“万众一心”,使他们变得自信自觉而能战斗了。一次罢工的成果,政府中立、资方让步、工会重组,便是下一轮工潮的培训。本质上,罢工绝不是《宪法》或任何制定法恩赐的自由,而是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的培养,劳动阶级“最大的”“最根本的”权柄。而且,只要社会还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团结的斗争就不会停息;很可能,“一万年以后”也离不开这种“大民主”的形式(《毛泽东选集》卷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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