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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傍花随柳过前川

更新时间:2013-11-25 23:13:12
作者: 王霄 (进入专栏)  

  

   虽然久经翘盼,而且一波三折,但是在普大喜奔后,学者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作出学理和常识上的比较准确的判断,并不十分困难。然而,诸多平素让我们敬佩的学者们今次的表现,让人有点失望。

   我说的是他们过于无保留地表态赞成这个决定。

   我完全理解其中许多人在失望太久之后,对于出乎意外地好的这个《决定》,有一种喜不自胜、无复他言、赶紧落实的激动。但是,如果真正要对中国的前途负责,学者们就不能这样感情用事。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些人有着投机的色彩。

   而我之所以愿意写下这篇可能得罪许多老朋友的文章,正是因为要在这不理想的状态下,切实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

   一、《决定》的主要缺陷是政改滞后

   《决定》无疑端出了一份大餐,我把这60项改革叫做半个满汉全席。虽然是半席,但也足以让我们为习李王及他们的同事叫好。这种称赞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在拖宕十年甚至更久之后,这份改革的清单,让我们感到了新的中共领导集体的改革愿望和决心。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份改革大餐是有缺陷的,这就是政改的菜不多,而且没有硬菜。换言之,就是政改没有动真格的。

   指出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争议。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其实已经明确地显示了政左经右的执政理念,这也在先前诸多事件中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我们和领导者的分歧在于:政改与经改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目前情势下,政改是否还可以再等待。

   主政者未必不是好心,而且未必不是从国情出发。当然这里也有目标优先顺序的差异。中国梦实际上是一个强国梦。学者们在释梦时,已经明确告诉人民需要做必要的忍耐与牺牲,等国家强大以后再考虑富民。这样一种逻辑,放在世界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周边险恶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也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们认为不行。这个我们,不仅仅是一部分国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前领袖。比如邓小平,他指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成功。在这一认识下,中共十三大实际上已经部署了全面的政治改革。如果现在我们退步,认可这个有缺陷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么,就不但违背现代政治学原理和中国现实状况,而且违背了改革开放后中共最重要最睿智的几位领袖的结论和中共自己曾经达到的思想与行动高度。我们也不能设想,在否定宪政、压制网络舆论、将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拘留的政治背景下,会有人民真正参与改革的可能性。

   这不是政见之争,而是关系到改革的成败。现在这个由公权力自己推动的改革,其目标或者其手段是减少权力集团的利益,但在没有人民主导或者更多参与的情况下,其结局是不言自明的。现在对《决定》能否实现的普遍怀疑,并非杞人之忧。当然,我并不绝对排除《决定》可能成功的选项,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统治者自己发动的改革虽然伤害了权力集团的利益,但也确实成功了的先例,这就是商鞅变法。可是,这风险太大,而且如果它不成功(这几乎是注定的),那么我们丧失的不仅是时间,还有中国的前景。

   二、《决定》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失误

   除了缺失政改外,在作为主题的经改方面,在颇多亮点外,也有一些失误。比如,国企改革。人们现在多所批评的是《决定》坚持国企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主体”地位,没有取得所有制改革方面应有的突破。除此之外,我认为,国企改革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设计,但是恰恰在应当体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公正正义方面,有重大缺失,比如,它既然是全民所有,也是“主体”,第一,为什么就不能向国民直接分红?第二,为什么就不能向国民分股?前者涉及到不改革逻辑的一致性,即你如果认为国企是主体不能动,又承认它是归全民所有,那么,好,占尽垄断优势的你就向你的所有者国民分红吧!第二点涉及改革逻辑的一致性,即你要引入社会资金,改变国企资产结构和治理结构,以及整个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如设立资产管理公司),那么,不管怎么改,最大股东是国民这一点不会变,那你要落实国民的所有者身份和权利,如何将这种权利体现在资产管理机构中,这才是真正的产权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我们看到,《决定》制订者虽然在前言里宣称改革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在具体的改革中,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国企改革中,它注重的是资本主义式的效率和效益,而不是社会主义式的公平与正义,也不注重将这两者结合,达到兼顾。这也说明了改革真要触动权力集团的利益,在方案中就会失败。

   三、我们要参与《决定》的落实并使之趋向完善

   虽然对于《决定》的内容有某些批评,对于它的前景也不看好,民主宪政派应当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呢?我认为,那种认为它是假的或者不可能实现就不参与不合作,和那种不加辨析就五体投地赞成并配合,甚至要求投效,这两种做法都太偏颇,都不对。适当的做法是批判的支持,有保留的合作,积极的参与。这与对《决定》的批评并不矛盾,而且十分重要。第一,我们无力改变《决定》内容,它虽然有重大缺失,但并非不可接受,既然如此,我们就对它批判的支持。第二,更重要的是,落实《决定》是一个动态并且开放的过程,会发生新的变量和可能,我们既要促成《决定》中那些好的改革的实现,也要让那些被限制或者不正确的改革有萌生、突破、改变、完善的可能。中国政治已经不再是公权力一方的独角戏,用习近平先生的话说,改革都是因问题倒逼而产生。我们不构成问题,但我们可以倒逼。第三,同样重要的是,在关系中国命运的这一轮改革中,右派不能缺席,只有参与,才有影响。这不但关系到改革,而且关系未来。

   以上三点,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清醒并坚决地坚守自己的政治身份。我们是中共的合作者,同盟军,也是中共的一部分(对于那些中共党员来说),但不是权力的被招安者和投奔者。其实这一点对中共领袖也是重要的。一个政治上亦合亦离的伙伴,是让它时刻清醒并振作的社会条件之一。中国的问题已经很多很繁难,我们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不时刻警悚惕砺,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磨合,在磨合中前进。

   虽然不是云淡风轻天,但是让我们一道前行,傍花随柳,冲关过滩。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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