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周宣布，将放宽1980年开始实行的著名的"独生子女"政策。这项全世界最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之初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出台的，30多年后的今天，这项政策似乎终于要走向终结。

不过，这个改变来的有些晚，而且仍然极其有限。自从30多年前开始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对该政策仅实施过一套调整方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暴力行为和权力滥用，政府开始允许只有一个女儿的农村夫妇生二胎（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机会生一个男孩），后来，政府又规定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胎。现在，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

为了证明这种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中国官员反复指出，该政策避免了4亿人口的出生，为全球人口控制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严重夸大的说法。在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每千人33.4降至1998年的每千人15.6。在一个由16个人口均超过100万、1970年出生率等于或大于中国的国家组成的对照组里，平均出生率从1970年的每千人35.6下降到了1998年的每千人22。这意味着，即使没有这项代价高昂的强制性政策，中国的出生率同样会减少，只不过幅度不会这么大。

中国三分之一的家庭--大约1.5亿家庭--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尽管修改政策的经济学论据集中在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人口的迅速老化，但中国社会的主要担忧则是：在这个痛苦变革的时代，社会关系正在瓦解。简单地说，中国缺少的不仅是劳动力和纳税人，还有能为父母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的儿女们。过去几年，这项政策让中国人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各种代价现在才刚刚开始显现。

未来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他们会感到困惑，甚至难以置信。在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上所有面临人口大爆炸担忧的国家中，只有中国采取了这样极端的做法，而且持续了如此之久。不仅如此，在这个政策制定和开始实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生育率下降已基本完成，从1970年到1979年，每对夫妻预计生育子女的数量下降了一半还多，从5.8下降到了2.7。

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接替他的领导人倾向于把计划生育与执政地位联系起来，因为增加人均收入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需要依靠政府增强提供食品、教育和就业的能力，也需要政府限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人口数量。很多人过去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实现迅速致富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也多亏了政府，数亿人脱离了贫困。

然而，中国政府在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上长期以来的迟疑和拖延已让它的人口远景看来更加令人不安。20多年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一直很低：还达不到每对夫妇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过去10年，中国的生育水平一直没有超过1.5，接近其东亚邻国。这些国家都属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列。在上海，许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年轻夫妇被允许生两个孩子，但2010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上海的生育水平为0.7，仅为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未来20年，平均每一名享受社会福利的老人只有两名纳税的劳动力人口供养，而目前的这个数字是五。这样的挑战正困扰着从德国到日本的各发达经济体。

独生子女政策的谢幕成了10年一次、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三中全会所有决定中的最大亮点。公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善意对这项改变表示欢迎。他们认为，此举意味着政府抛弃了空泛的承诺，采取了明确和不可逆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代表着中国人重获个人自由。他们把这看做是中央政府终于跟上时代发展的一个信号。这个看似不大的改变已经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赢得了大量支持和政治资本。它还将有助于削弱对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等权力滥用行为以及对因为性别选择而实施的堕胎的谴责声。

不过，中国终结独生子女政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夫妻双方都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仍然被排除在外。换句话说，新的独生子女家庭还在出现。目前对中国的真正考验是，推行这项新政的速度能有多快，继而彻底地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浪费了来之不易的政治善意，将无异于自杀。

王丰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社会学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著有《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一书。

翻译：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