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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罗马法上的私有土地及土地物权的发展

更新时间:2013-11-16 21:26:38
作者: 汪洋  
的“李其尼法”联系在一起的规范:首先任何人不得占据超过500尤杰里的公地作为自己的“占据地”( ager occu-patorius),除此之外家庭中的每个儿子可再得到250尤杰里土地,但一家所有土地总数不得超过1 000尤杰里;其次禁止以未来的耕种能力为标准而对公地进行占据,只能以现有的耕种能力占领相当面积的公地,多余的公地必须交还国库,并从中切出一小块分配给贫穷的市民租给他们世世代代耕种,这些土地按阿庇安的观点是禁止出售的并且应当纳税(vecti-gal)。[24]格拉古打算用这种禁止出售的办法来阻止农民的重新无产阶级化;最后规定由“土地分配和争议三人审判委员会”(Triumviri agris iudicandisassignandis)受权进行土地改革。这个计划提出并且试图解决城市无产者问题和振兴农民阶层问题。如果说它得到平民的支持的话,它却触犯了显贵阶层的利益。[25]提比留·格拉古及其追随者300多人在公元前132年被杀,他们的尸体被抛入第伯河,提比留·格拉古改革失败了。

   格拉古土地改革的经济原因在于意大利土地高度集中的事实,表现了破产的意大利农民对土地的向往。认识到无权的和受到残酷剥削的人们的集合对于有产者的危险,是激使格拉古最后制定土地法案的政治动机;而力图用土地改革的办法来阻止奴隶制度的发展并复兴旧农民阶层(这是罗马军事威力的主要支柱)是某部分贵族的保守乌托邦观点。[26]而且土地改革是和把公民权给予意大利人的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双重的,一方面显然只有算是公民的人才有权取得土地,另一方面如果把公民权给予他们作为补偿,会缓和意大利土地占有者对改革的不满情绪。[27]与公元前367年“关于土地规模”的李其尼法相比较,后者试图达到一个更为公正的公地分配,最高限额开始限于占据地,尔后涉及公共牧地,一为限制土地面积,一为限制牲口数量。而在格拉古时代以及紧随其后的立法,对于占有土地最高份额的限制,仅仅限于大地产的面积,而不限制占有牲畜的数量。[28]当然可以预见到该法案实施所遇到的巨大困难,随着私人对公地占有的时间越来越长,土地在数代继承人以及不同的第三人之间多次转让,离土地初始分配的时间越来越久远,许多情形下已经很难确定哪些土地属于公有土地,哪些土地属于私人土地。公地占有者惯于认为国家对于公地从来不曾享受过所有者的权利,以致他们把自己的资本投到所占有的公地上并传给后代或者抵押出去,每个公地占有者都试图证明这块土地是私产。把从公地割出去的数万小块土地收回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冒着引起内战的危险,任何反动派都不可能这样做。改革的困难还随着无可争辩的公地储备之耗竭而增加了,而且在分配的时候,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踏上法律权限还成问题的土地。

   提比留·格拉古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反对派不敢立即贸然取消土地法,三人委员会的工作继续进行。公元前123年,提比留·格拉古的弟弟卡尤·格拉古(Caio Gracco)当选为保民官,他在任职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卡尤·格拉古计划的中心在于推进由其兄弟开创的政策,他提出一项新的“森布罗尼土地法”(Lex Sempronia agraria),该法律实际上是提比留·格拉古土地法的继续和发展,其中包括可以向拉丁人分配土地。[29]因为罗马城郊公有土地的数额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土地法的实施。为了使分配土地的工作继续进行,卡尤·格拉古又实施了“关于开辟殖民地的法律”(Lex Sempronia de coloniis deducendis),殖民地的开辟对于土地改革显然是一种补充的措施,除了在意大利建立殖民地,还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移民法的实行,一方面弥补了土地法的不足,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借助对南部意大利和北非迦太基地区的经济开发,巩固了罗马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地位。为了满足国家财政需要和骑士的要求,还决定在新设的亚细亚行省采取包税制的方式征收什一税,以替代先前由行省总督或行省城市收税的办法。包税权一律由监察官拍卖给骑士阶层的包税人。这一法律的颁布在当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给骑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直接侵犯了元老院对于行省的管辖权,从而也就揭开了骑士反对元老贵族统治的序幕。[30]公元前121年,卡尤派和反对派发生了冲突,卡尤身死,改革最终失败。

   (二)后格拉古时代的四部土地法案

   卡尤·格拉古死后,土地法继续被适用,但显贵阶层很快就战胜了它。实际上,根据阿庇安(Appiano)在《内战记》中的记载,[31]在公元前121年卡尤·格拉古改革失败后不久,通过了一个法案,废除了对土地转让的禁令,允许格拉古立法中获得土地者处置他的份地和转让给他人。公元前119年通过法案,规定取消格拉古立法时土地分配委员会,分配公地的工作应立即停止,但是土地应当归现在占有的人,占有者应当交付地租给国家,地租收入应当分配。公元前111年保民官托里乌斯(Thorius)提出土地法(Lex Thoria)又名“铭文土地法”(Legge agraria epigrafica),其第一部分涉及意大利土地的规则,确认识别出四类不同类型的土地:[32]除了“占据地”外,还有由三巨头建立殖民地而分配的土地,分配到每个人的土地(viritum),以及因被不正当收回而返还给占有人的土地。在“铭文土地法”中这后三种土地都被宣告为私人土地。而“占据地”则被转化为“私人赋税田”(ager private vectigales)。对于最初的土地占有人(vetus possessor),国家不再去追究其最初获得土地的合法性了,可以说在格拉古法律中一定限额之内占有的公地的私有特性得到了承认。[33]其可以转让,由监察官注册管理,给予诉讼上的保护,不可侵犯性得到认可,形式如此之广以至于可以说这种土地在立法者的意愿里已经成为“市民法所有权”(dominium ex iure quiritium)的客体。这是一种革新,还是对原有制度的一种再确认?这个问题一方面涉及原有土地法规的性质,另一方面涉及“铭文土地法”的价值。

   阿庇安还提到过公元前109年到公元前108年的“马米利亚土地法”(Lex Mamilia agraria),该法是从格拉古兄弟的法律开始的对公地之占有的演变和转化过程的终点。这一法律废除了税,使得“铭文土地法”确认的“私人赋税田”变成了单纯的私人土地, 这有利于这种私地演化为完全的私人所有权。[34]所以土地改革的最后结果是土地私有制的完全胜利,其原因与其说是政治毋宁说是经济。公元前二世纪在奴隶制的全盛时期不可能人为地使小农经济复活,生活本身便扫除了土地改革中那些空想的因素。改革的历史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和改革者所要达到的那些目的是对立的。虽然罗马农民的处境在某些时期中改善了,但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得不到解决的。公地大部分变成私人财产只不过是结束了经济力量的一场搏斗和便利了土地集中的过程。

   (三)共和国末期的马略改革

   共和国末期整个国家一直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苏拉与马略的内战、斯巴达克起义、凯撒与庞培、屋大维与安敦尼之间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随着公有土地的大量私有化,土地占有权的转移速度日益加快。此时的罗马存在着两个相并而行的趋向,即土地的分散和土地的集中。共和国末期为了士兵而在意大利进行的土地的大量没收使大土地所有制稍稍削弱,统帅们把大量的小块份地分给士兵。[35]这些产业的重新分配部分地缓解了罗马公民对土地的渴求,促进了意大利中小地产的复兴,但是小农的数量并未因此增加多少,不是所有老兵都回到农业上去,士兵和小农的份地并不能长久保持,不久便会落入新的暴发户手中。[36]而且统帅们在把小块份地分给士兵的同时,自己却吞没着大量地产。帝国建立后,共和末期已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继续进行,大地产开始兴起。元首及高级官吏获得了大量土地,[37]但为安置老兵在意大利和行省进行的土地没收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继续阻碍了大地产的形成和发展,中型地产和小地产仍然非常流行。而且依靠将农民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大地产主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38]

   在政治领域,危机在军事头目之间引发了一系列内战,马略与苏拉之间,凯撒与庞培之间,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这一系列导致共和终结和帝政诞生的事件中,两个事件对土地制度的影响尤为重要,即职业军队的诞生和对支持过在内战中失败的头领的殖民地与自治市的惩罚。[39]对内战中战败的市民和殖民地、自治市的惩罚通常是没收财产,尤其是没收全部或部分土地,这些土地按照分配制度奖给了胜利一方的士兵。关于职业军队,格拉古改革失败后,以恢复小农份地的方法来解决兵源问题已无可能。而罗马领土的扩大又大大增加了对军队的需求,兵源的匮乏及征兵困难使国家面临严重问题。[40]为此马略开始对罗马的军事制度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马略放弃了自塞维改革以来罗马一直实行的按等级征集公民兵的方法,而实行志愿兵原则,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允许罗马公民和意大利人加入军队,由国家发给固定薪铜,并规定老兵退役后可分得份地。

   马略军事改革解决了罗马当时的兵源问题,但改革对公地的破坏显而易见,士兵人数扩大、战斗力提高,大规模掠夺海外土地成为可能,掠夺过程中统帅依靠 自己的权威将大片土地转到了私人名下。改革更破坏了小土地所有制,大量无产者进入军队,使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公民兵的性质逐渐改变,从而形成了与社会生活愈益脱离的军人集团。军队对统帅的忠诚,首先是以物质利益尤其是战后分配土地的允诺为前提的,这就为日后军事独裁制的建立以及罗马军队直接卷入政治纷争准备了条件。与马略结盟的保民官萨图宁提出的土地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凡是在马略军中服役7年的老兵都可以从罗马国家获得一块土地,每家100尤杰里。而且不仅是罗马公民,包括大量在马略军队中服役的意大利人都应获得份地,这样就把罗马公民权给了这些人。为了满足这一数额,他们计划在行省,首先是在高卢建立殖民地,然后再在阿非利加、西西里、马其顿等地兴建殖民地。马略改革“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变相的土地改革”,[41]是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继续。这个土地法和格拉古兄弟立法的关系在于,它把盖乌斯格拉古的纲领的重要两点—意大利境外的殖民和把公民权给予意大利人—结合为一。[42]

   (四)帝国时期佃农制的发展

   在专制君主制时期,土地关系朝着很早以前便看到的方向进行着,奴隶耕种制度进一步加强,以及伴随它的大土地私人所有制完全确立,小土地所有制与自由租地的残余消灭了。总体而言,一个倾向于根据地位、职业、行业、职务并通过强制性和世袭性把居民划分为固定类别的社会结构逐渐成熟。[43]在农村,一方面出现了表现为佃农制(colonato)的、土地上的人身约束关系,当国家授予殷家大户以大片的土地时,这些土地的佃农仍然处于上述约束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人口减少、田地荒芜,这种危险促使国家同田地撂荒(agri deserti)现象作斗争,至少是出于财政原因,甚至鼓励实行把佃农永远束缚在土地上的佃农制。因而,佃农(coloni adscripticii)虽然在法律上仍然是自由人并且享有通婚权和贸易权,但实际上变成土地的奴隶,也就是说被束缚在某块土地上,既不能离开它,也不能离开土地的主人(主人不能转让不带有佃农的土地,也不能转让不与土地在一起的佃农),同时不能摆脱国库。

   伴随着佃农制的发展、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集中,出现了一个大土地所有主阶级,即所谓土豪(potentiores),他们盘踞一方,摆脱了应向城邦尽的义务,俨然成为独立的主人,采取自救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向个人或村落提供保护,以对抗城市和国家,由此产生了一些庇护地(patro-cinia)。[44]

    

三、“所有权”(Dominium)概念的产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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