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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

更新时间:2013-11-11 20:31:07
作者: 竹立家 (进入专栏)  

  

   大家晚上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主要是研究政治学或者公共管理学的,最近这十年主要还是关注中国的改革。到上海来我是诚惶诚恐的,因为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时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上海都是我们思想文化的重镇,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所以在诸位面前就有点诚惶诚恐,如果一些观点不对,请大家包涵。

   我今天想讲的是,十八大以后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今年11月份开三中全会时,十八大就满一年了。我重点讲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的准确性,因为对现实把握的准确性是我们制订未来改革蓝图、探索未来改革路径的一个关键基础。如果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不是很准确,我们在理论研究、在改革进程方面,把现实系统地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那么我们的改革可能就不会取得成功。所以今天我重点就讲转型。我的观点是,现在中国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我在好多地方也讲过,中国改革不确定性的增强是一个总的特点。现在在北京,有一些学者不承认,包括有一些领导不让提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但是我个人认为,从两个层面来看,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改革路径,必须把重点立足于风险社会这个现实;那么未来十年的改革,必须下决心消除社会风险,给老百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关于风险社会,我写过很多文章,在这45分钟的时间里,我简单地给大家概述一下。

   我们从两个方面看风险社会,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现在中国基本上到了一个社会结构全面紧张的一个时期,这是我的一个结论。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说中国出现社会结构性紧张?主要就是社会的深层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这种对立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现在我们进行好多精神操练,包括所谓的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教育等等,都是力图化解我们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这个结构性矛盾,就是利益结构紧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现在可以非常明确地讲,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已经使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就体现在社会利益的尖锐对立。《纽约时报》有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出严重到什么程度,2011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对中国的调查,说中国社会2000年财富分配二八开,2011年社会财富一九开。换句话说,10%的占有90%的财富,90%的人占有10%的财富。这10%的人里面,有90%是党政干部及其子女或者亲属,他们有好多数据在支持;还有5.5%是在海外或者港澳台有亲属的那些人;还有4.5%是经营有方,运气又不错的民营企业家,这就是中国财富的构成。所以前两年在北京,专家学者,尤其经济界一些专家,强调说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纽约时报》所讲的那个样子,但他们也拿不出数据,所以大量的在报纸杂志新闻舆论上,强调中产阶级,说中国已经形成中产阶级。这个观点我不赞同,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可以说是没有踪影。我是中产阶级吗?我觉得我不是,我不是的话,我想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是。

   前两天统战部开会,找几个专家,研究社会的一致性或者多样性问题,讨论怎么样来保持社会的一致性。我在会上就讲,我说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多层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文明或者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你现在要把它搞成一致性,回到传统社会,一是不可能,二是与整个文明发展态势不符合。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是多样性下的和谐,而不是一致性。其中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补充我的数据,他说现在中国的人均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35%左右,1500元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51%,换句话说,中国的穷人占一多半,就是说,仅够温饱的穷人占一多半。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是不应该的。现在权贵资本主义也不让提,但是吴敬琏老师讲,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这个结论是有数字根据的。所以中国社会现在最根本的一个社会结构性紧张,表现在利益结构紧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文化结构的紧张。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现在我们的文化是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过去我们处在一个熟人的社会,我们价值观、行为规范、习惯等等是传统那一套,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传统给我们的价值、制度,包括习惯、文化。现在我们都是处在陌生人的社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来形成自己的一些行为规则、信仰、价值、习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处于失去精神家园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目标。西方在60、70年代,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是文化结构的紧张。中国现在真正到了文化结构的紧张,我们既没有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又回不去,资本主义文化又不愿意接受,那么我们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自己说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可能每个人觉得自己很明确,我需要钱、需要权、需要什么,但是在真正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间,在现实中间,我们往往是每天昏昏沉沉的。我们的精神折磨,我们的精神操练,我们的精神失落,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文化结构紧张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据你们上海一些机构的调查,也有北京、中科院研究所的调查,说2011年,中国有轻微心理疾病的人大约有1.3亿左右,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1个。这半年,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社会危机在大规模地向个人危机传导,社会危机作为一种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正在向个人危机传导,你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稀奇古怪的事件,就是说,这种转化现在正在逐步完成。最近半年多你们可以看到无差别杀人案、挖小孩眼睛案、把孩子摔死案等等稀奇古怪的案件,就是个人心理不正常,所以现在这些案件非常多。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选择一种什么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十七届六中全会是文化工作会议,本来要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吵得一塌糊涂,半年没有吵出来,结果就没有上去。这次十八大,好不容易上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24个字。我说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很简单,就8个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都知道。你一下子搞那么多,我们都记不过来,不用说普通老百姓。资本主义说的很简单,就是搞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制度。我们社会主义搞什么,两句话跟老百姓讲的清楚吗?讲不清楚。所以说,文化结构的紧张,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信任度、诚信度会大幅度下降,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现在社会不安全感是每个人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没有底,谁都靠不住,不知道该靠谁,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现在离婚率大幅度上升,2011年我们的统计结果是,登记离婚的409万对,登记结婚的是319万对,登记离婚的首次超过登记结婚的,爱人靠不住了,尤其在上海和北京,我估计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孩子靠不住,坑爹事件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情人靠不住,2011年6月份,网上大规模讨论情人反腐,说中国的反腐案件64%是情人揭发出来的,网民议论说要走情人反腐路线。中纪委赶紧出来辟谣,说反腐工作主要还是我们做的,可见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文化这个问题,虽然是软东西,但不能小看。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失去精神家园,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应该固守的文化家园。这是第二个结构性紧张,文化结构紧张。

   第三个结构性紧张,价值结构性紧张。现在我们宣扬社会主义价值,包括这半年多来,基本上是价值空置,制度空转。我们想搞社会主义价值的一致性,但是事实上,这种一致性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远的。现在我们有一批相当有学问的一大批学者在搞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是不成型的。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又搞出意识形态。我从2010年开始,在网上一直在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后来他们还是用我这个概念了。前两年我在学习时报、人民论坛、中国改革上一直发文,谈“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你们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转载率非常高。我说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呢?就是要给我们一种价值。因为社会主义这个概和资本主义概念是一起诞生的,所以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不论从空想社会主义,还是从马克思,一直到列宁、斯大林,斯大林也说社会主义民主,都强调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在社会现实结构中,这种价值没有落实到实践中,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们看我写了很多文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排序里面,排第一位的是自由,所以他们叫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叫自由民主社会。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面,排第一位的是公正,因此我们叫公正社会主义,或者公正民主的社会。关于价值的问题,也是一个软问题,但是中国改革到今天,社会转型期需要方向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出现了混乱。现在很多人跟我讲,看不懂,我们下一步该往哪走?好多人说,左啊,右啊,中啊,还怎么走啊?包括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都把某一个领导人的言行,作为我们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价值走向的一个标准。所以最近在网上看,关于某某人是左啊右啊之类的,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在对当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把握上没有到位。因为价值结构紧张,我们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不懂了。但这是一个大问题,未来十年的改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那么中国的改革前景堪忧,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真的,思想是先导。

   最后一个是制度结构的紧张。现在我们的制度结构,主要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种制度的结构性紧张。改革30年,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政治体系上有很大的体制性的、制度性的改革。我们从计划变到市场,这是很大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带来了富裕,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所沿用的这种体制,始终变化不大。比如说,我们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连任12届了,就是明显的代表。前两年我有一个同学当上人大代表了,我说你是哪里的人大代表?他说,我代表天津。我说,你是北京人,怎么代表天津呢?他说,他们给我划到天津选区去了。我说,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天津人民?完全是指定的,包括政协委员,都是指定的。现在我们这种体制,政府权力完全处于失控状态,所以一直到村,村长,村委书记,镇长,镇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基本上我们对他们的控制是一个失控状态。为什么?山高皇帝远,基本上对它没有制约。谁来制约?人大政协。但是当地的人大政协几乎不起作用,因为我在县里干过,我知道。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叫上人大主任、副主任、政协主席,陪我们吃饭去。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一点儿权没有。他们本来是监督我们的,结果他们是跟着我们,这是普遍现象。

   下一步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我在很多地方讲,你们可以看我的文章,这两年我一直强调,必须要下决心对政治行政体制做出制度上的变动,使这种变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变动主要是权力结构的,要下决心。我们说的社会结构性改革,就是公共资源和价值重新分配的一种改革。公共资源和价值再分配,说穿了,就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或者权力结构的改革。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实现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就没有到位,我们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就没有实现。尽管我们现在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但是现在笼子缝隙太大,几乎关不住。

   我说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就是强调我们出现了社会结构性紧张,或者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已经出现了,而且正在强化。这四个矛盾,就是利益结构、文化结构、价值结构、制度结构。我们下一步改革要改什么?我说要从这四个结构性紧张入手。比如说,社会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改革,酝酿了两三年,起草了好几个文稿了,到现在出不来。为什么?几乎所有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和没有改差不多。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制度性、关键性的制度改革,动不了。所以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在现实中的四个重大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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