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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朝翰:中国将改革一胎化政策

更新时间:2013-11-08 23:39:13
作者: 黄朝翰  

    

   中国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或一般所说的一胎化政策,是改革开放时期“核心国家政策”之一。这政策一直备受争议。这是因为它限制几乎所有城市里的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不论男或女),虽然乡村地区和少数民族不时会有例外情况。它大概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响的人数目最多——约60%中国人口。

   为了把政策付诸实行,政府一开始就推出严苛措施。但政策实施的方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许多痛苦(强迫堕胎),及好些负面社会效应如杀害女婴与严重的性别失衡。

   这些是巨大的社会代价,但政府的理由是这个政策在1980年至2000或1979年至2011年间,分别成功预防了2亿5000万或4亿婴儿的诞生,并因此缓解了更高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诸多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数字游戏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是违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当著名中国经济学家马寅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于1957年建议一个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毛泽东马上把他批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Neo-Malthusian)。对毛泽东来说,每多一张口就是多一双手。当时中国的人口只是6亿5000万,但每年增长的速度超过2%。因此,中国失去了第一个抑制人口增长的机会。

   邓小平于1979年准备推行其经济改革时,中国的总人口已膨胀到接近10亿,每年增长速度高达1.5%,整体生育率也高达2.6%。

   身为火箭技术科学家的国务委员宋健向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人口控制论”。据他说,按简单的推断,中国的人口将在2000年前达到17亿,并可能在接下来的50年达到27亿。

   对邓小平和他的经济策划师陈云来说,这些是惊人的数字。当中国人口还远低于10亿时,毛泽东要养活他们已经捉襟见肘的记忆还历历在目。邓小平立刻意识到这“人口计时炸弹”将危及他的经济改革。很明显的,改革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将很快被人口增长吞噬。中国可能掉入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此外,人口增长不只是指数式增长(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说的几何级数)的问题,还有其最不为人了解的“隐藏性动力”问题,即一个女婴成长后生下另一个女婴所需要的时间。换句话说,任何人口结构的改变,都需要至少一个世代才能看到成效。

   因此,对邓小平与陈云来说,控制人口增长很明显的是经济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所要的人口增长水平的唯一方法是克服“时间动力”,把生育率压到低于自然的替代水平。而且这工作得马上开始。

   陈云于1980年宣布:“我们目前的优先考虑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胎”。这便是一胎化政策,把整体生育率定在1的起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久后成立,并逐渐变成一个在全国各地共有超过50万名职员的机构。很明显的,这政策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一个以“硬数据”为基础,亲改革和亲增长的大胆与务实的“社会实验”。

   中国2012年的总人口已从1979年的9亿7500万增加到13亿5000万,或在30年内增加70%。与此同时,其总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则从4100亿人民币,大幅增加到52万亿或增加126倍!其人均GDP也增加92倍。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政策的确取得可观的成绩。

   事实上,它远比原定目标成功。自1990年代初,中国的整体生育率便跌破2.1的替代水平。在任何地方,经济发展都是最好的避孕丸,因为它肯定会大大拉低整体生育率。

    

   人口增长下滑的社会冲击

   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它已成为这政策的利益集团)的数据,整体生育率长年维持在1.8。比较接近事实的独立估计认为,现有的整体生育率在1.5至1.6左右。以北京和上海来说,它们的整体生育率已下跌到0.7,是世界上最低的。

   人口学不单是数字的问题。宋健的数据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与当时许多具备同样科学和技术背景的中国领导人一样,宋建没有注意到,也或许根本不了解,同人口结构快速转变息息相关的许多根本的社会与经济力量。

   人口增长下滑时,其结构也会改变。一旦整体生育率跌破替代水平,人口规模便开始缩减,人口也开始老化。中国人口估计会在10年左右达到14亿5000万高峰。同1979年的4.5%比较,中国人口中超过65岁的人在2012年占9.4%。更严重的是,同年龄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于2012年首次开始萎缩,这意味着中国已开始在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失去其相对优势。

   总而言之,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早已失去时效,其社会与经济代价日益超越原先带来的好处。多年来,这政策虽已逐渐放宽,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决意进一步改革甚至废除它。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与城市化,中国夫妇是否要生育的决定,将日渐取决于家庭收入、妻子的收入、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费用、消闲与妻子的事业的机会成本等。这些正是芝加哥学派所说的生育行为微观经济理论。

   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为了鼓励生育而给妇女的慷慨奖励,并未能成功逆转整体生育率下跌的趋势。

   因此,中国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出现的新人口政策,可能也为时已晚。所有人口因素本质上都是长期性的。中国目前还没有面对劳动力短缺,但人口萎缩的整体不良效应将逐渐显现。中国的长期挑战,是如何在老化之前致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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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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