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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飞: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

更新时间:2013-11-07 20:52:37
作者: 胡飞  

    

   【摘要】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的量刑程序改革,虽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发展提供契机,却未能充分关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本文拟从检察机关的视角,先简要陈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后结合当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我国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动态量刑;量刑参与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由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部门(以下简称“未检部门”)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必须采取异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尤其是《刑事诉讼法》修订后设立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规定了多项未成年人特殊检察机制。这些特殊制度决定了未检部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出量刑建议,除了具有一般量刑建议制度的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提高诉讼效率等价值之外,还具有其独特的制度价值。[1]

   首先,它是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和犯罪预防的重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6条第1款开宗明义点出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法和理念,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不可不教而罚,一味打击犯罪已经无法适应发展的需求。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都尚未发育成熟,其犯罪以偶发性、激情性犯罪居多,无法清晰认识犯罪结果。因此,单纯的惩罚根本无法使其明白自己行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性,极有可能使其产生逆反和报复心理,对犯罪预防也极为不利。若未检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基于案件事实和犯罪人特殊情况初步形成量刑建议,然后依据量刑建议,在检察阶段就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犯罪预防工作,使涉罪未成年人尽早清晰地认识其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自己即将承担的刑罚后果。这既有利于未成年人提前反思自己,积极认罪、悔罪;也利于将来的服判改造和预防工作。

   其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建议制度是贯彻落实对涉罪未成年人“少捕、慎诉、少监禁”政策的前提。鉴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的逮捕率过高、不诉率低、监禁刑适用普遍的情形,国家提出了对未成年人“少捕、慎诉、少监禁”的刑事政策,以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启动上述程序的前提,它将促使未检部门更加关注对量刑事实和证据的主动收集审查,然后准确做出是否批捕、是否起诉和建议缓刑等决定。

   再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建议制度深化了进行社会调查的内涵和作用。《刑事诉讼法》第268条首次规定了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以全面掌握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上述信息大多与未成年人的定罪关系不大,而却与量刑有莫大关联。该制度的引入将给未检部门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全面的、个性化的信息参考,同时量刑建议制度也使得社会调查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有利于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落实。

   最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建议制度是开展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重要参考。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未成年形式诉讼程序的又一项新举措,它给那些符合起诉条件,但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且有悔罪表现未成年人一个“缓冲地带”,若顺利通过六个月到一年的考验期,未检部门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未检部门在启动该程序时,必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期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裁量。否则就可能导致错误适用该制度,以至放纵了犯罪或不适当的惩罚。

   综上,未检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提出量刑建议有其独特的价值,其与众多的特殊工作机制都存在密切联系,关乎未成年人各项诉讼权利的特殊保护。因此未检部门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要改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被同化和虚化的现状,真正使得未成年人特殊检察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未检部门作为公诉机关的责任,也是其法律监督权的题中之义。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面临的困境

   量刑程序改革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特殊关注基本处于空白,因此其在面临量刑程序改革中共同难题的同时,还显性出自身的一系列困境。笔者结合自身未检工作经历,总结如下:

   1.未检部门未能转变思路,案件承办人量刑意识不高,量刑率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专门化、专业化是发展趋势,机构专门化和人才专业化既是未检工作的前提,也是保障。然而,由于未检部门起步晚,受传统公诉案件部门影响深,未检工作人员并未意识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重要意义和不同点。因此依旧沿袭公诉部门的思路,主动积极提出量刑建议的意识未树立,仅对小部分案件事实清楚、情节简单明了的案件提出量刑建议,量刑率低。

   2.缺乏统一、专门的未成年人量刑指导意见,照搬成年人量刑指导标准,准确性较差。最高法在调研和试点基础上总结出常见罪名和常见情节的量刑标准,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该《意见》也是人民检察院在提出量刑建议时的重要依据。但《意见》是针对所有刑事案件适用的,里面除了规定对未成年人量刑时进行原则性从轻、减轻幅度外,未能体现出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特殊思想。例如,在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二者均有自首情节,此时若按照一个标准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就可能导致未成年人量刑偏高。因此,司法实践中以此为标准提出量刑建议,难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量刑准确性较差,法院的采纳率也不高,也影响了提出量刑建议的积极性。

   3.量刑建议过于浅尝辄止,很少明确提出刑罚的执行方式,量缓刑少。“少捕、慎诉、少监禁”是最高检贯彻落实对涉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据统计,近五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判处缓刑及管制、单处罚金的占已审结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45%以上;判处免刑的占2.5%,这些大多是可以不捕、捕诉或建议缓刑的。可见未检部门不能仅仅满足于提出一个量刑幅度,而且应进一步明确刑罚的执行方式,符合量缓刑的应当明确提出“应当判处缓刑”,这不仅是量刑准确性的内在要求,更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最好体现。

   4.量刑建议未体现附加刑,尤其是罚金刑使用随便。我国的刑罚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刑法分则中的众多罪名,规定了判处主刑的同时,可以单处或并处某种附加刑。以常见的盗窃罪为例,《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未检部门在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若符合提出量刑建议的条件,一般都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选择一个幅度,很少会对附加刑提出量刑建议,即使提出也是直接援引法条。笔者认为,附加刑也是彰显刑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附加刑的合并或单独适用都至关重要,直接关乎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例如,未检承办人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判处罚金刑,一般刑法规定“可以并处”时尽量明确提出不判处罚金刑;当刑法规定“并处”时更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缴纳能力等因素明确提出建议判处的罚金数额。鉴于实践中法院在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时较为恣意,建议未检部门综合法院判决和成年人的罚金刑情况,然后建立未成年人罚金刑的数据库,形成未检部门较为准确的罚金刑适用标准,以监督法院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杜绝其恣意行为。

   5.未认识到未成年人量刑建议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内在联系。未成年人量刑建议制度并非一个孤立的制度,它是构成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殊程序的一个节点,并与其它相关制度形成一个严密的保护网来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例如量刑建议制度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就关联密切,即使案件已经处于法院审理阶段,未检部门若发现了新的不适宜羁押的因素;应主动变更量刑建议并送达法院或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明确提出建议判处缓刑的量刑建议。此外,量刑建议制度与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都存在内在联系。未检承办人应加强制度间的关联性思考,以此来增强量刑建议的意识和提高量刑建议的水平。

   尽管未成年人量刑建议制度只是整个量刑程序改革的冰山一角,但其显露出的挑战却是整个冰山。未检部门理应认清问题,主动迎接挑战。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量刑建议的提出和使用

   近年来,司法实践部门和理论界都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量刑制度研究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在广泛的借鉴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吸收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在法庭审判环节增加对量刑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辩论。这些成功经验都是未检部门在提出和使用量刑建议时应遵守的,同时未检部门要结合自身工作特殊性对其进一步深化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提出到使用、从实体到程序都需明确化。笔者在结合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提出如下建议。

   (一)量刑建议的提出先模糊后具体,实行动态量刑机制

   当前,量刑建议提出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概括的量刑建议,它在指明量刑应适用的刑法条款的基础上,仅提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等原则性建议。第二种是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一定幅度但又小于法定刑幅度的量刑建议。第三种是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所建议的刑罚没有幅度,明确提出应判处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期及执行方式等。[2]实践中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一般是在起诉同时,附带移送法院一份量刑建议书。这种提出方式存在较大风险:一是案件移交法院以后,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都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例如许多侵害人身性犯罪,当事人在法院调解过程中达成赔偿协议;二是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证据的审查多为书面审查,证据未经法庭质证,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量刑事实及情节等未最终确定,例如被告人当庭翻供。最终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就大打折扣,法庭采纳率不高,最终也损害了检察人员提出量刑建议的积极性。

   因此,为了提高未检工作人员提出量刑建议的积极性和增强量刑建议的准确性,未检部门可实行动态量刑制。动态量刑机制是指将量刑建议分为三部分。首先,未检部门在移送起诉书同时,基于审查起诉阶段掌握的事实、情节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在一定幅度内对主刑、附加刑及执行方式提出建议。然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基于庭审经双方质证确定的定罪、量刑事实和证据,提出确定的量刑建议,包括刑种、刑期及执行方式等。最后,在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可以对其量刑建议进行修正。经由这样的程序,最终完成量刑建议。例如,笔者所在的北京市某区检察院未检部门,利用未检办案的“捕诉合一”机制优势,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承办人在审查过程中,通过审查证据和接触犯罪嫌疑人,在作出是否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增设“刑期预测”一环节,并经由检察长批准后根据预测的刑期引导侦查机关取证,提高诉讼效率,并且可以监督公安机关捕后怠于侦查,减少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时间,避免了诉讼拖延给未成年人带来的量刑不公等弊端。在“刑期预测”的探索下,承办人发现此种“强制”提出量刑建议的方法,不仅使得承办人树立了提出量刑建议的意识,同时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落到实处,而且为今后审查起诉过程中提出更加准确的量刑建议打下基础,可谓一箭三雕。承办人对自己承办的二十多起案例统计发现,法院量刑采纳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动态量刑机制符合诉讼进程的逻辑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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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法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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