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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

更新时间:2013-11-05 22:26:52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著名的延安整风,用「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对马列书本和原典的看法,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说的那样,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的书,每本又读了一千遍,以至句句背得,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还是不能算作理论家1。毛泽东用来剥夺王明等熟读马列原典理论家的地位、树立自己思想权威的哲学武器正是〈实践论〉,毛泽东在回忆为何要写这一哲学论文时,曾把它和列宁作《帝国主义论》相比,认为这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2。

   〈实践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40年代它是破除外来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权威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60、70年代文革中,它被称为「老五篇」之一,指导着亿万工农兵和造反派斗私批修。〈实践论〉为何可以起到这些作用?这是一个长期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实践论〉进行新的解读,我们发现,〈实践论〉实质上是儒家传统知行观的一种新翻版,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完成了马列主义儒家化的必要环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之所可以用来反对外来「本本」权威,指引亿万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正是凭借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力量。

   一 〈实践论〉的群体道德理想主义

   众所周知,〈实践论〉有一个副标题,这就是「知和行的关系」,明确暗示其思想的传统渊源。但是,把〈实践论〉所讨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简单归为儒学知行观,一直来有一个重大的困难。这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学,强调的「知」和「行」均以人的道德为核心;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使用的术语和论述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军事历史,似乎都超出道德活动范围之外。无论是孔子的「生知」、「学知」、「困知」,朱熹的「德性之知」,还是王阳明的「良知」,大抵都离不开符合道德的行为是甚么这一基本范畴;「行」则始终是围绕着人的道德实践展开的。而〈实践论〉作为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文献,它所涉及的知是「认识世界」,行是「改造世界」,知行观似乎不像传统儒学那样围绕着道德中心。

   但是界定一种哲学的内涵,不能只看其论述表面所涉及的范围(特别是以马列词汇包装后),而应去分析论述过程中所依据的思辩模式,后者更能反映作者的真正意向。那么,〈实践论〉所遵循的思辩模式是甚么呢?把握其内在模式最好的方法是分析作者如何运用例子。〈实践论〉所举实例并不多,其中用笔墨最多、且几乎是唯一进行详细分析的例子只有一个,这就是讨论人的认识过程是怎样萌发于实践活动的。毛泽东这样写道:「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凭这一段文字,我们还不能判断毛泽东所依据的模式究竟是以知识还是以道德为中心。但是接下来的文字则可以显示毛泽东概括的知行关系的模式。毛泽东进一步论述道:「外来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这一论断,作为毛泽东对从感性到理性之飞跃的说明,显然并不是知识论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涉及对群体道德动机的典型的价值判断。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这个例子,他说:「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毛泽东将这个最后结论的获得称之为「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3。据毛泽东自称,理性认识不仅全面而且已经包含着逻辑推理的成分。但是仔细分析上述例子中最后结论,我们发现,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从「共产党抗战的真诚、彻底」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这一结论的。其实,毛泽东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并实行它,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实现)。第二,毛泽东进一步把这种群体道德理想等同于儒学中的「天道」,只有天道才有必然胜利之说。毛泽东实际上是把儒家传统中道德理想和天道统一运用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只有这样,整个推理才能成立。可见,毛泽东所谓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虽用马列词汇和知识论包装起来,实际上仍是以人的道德活动作为中心的。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毛泽东用词特别小心。在这个例子一开头,毛泽东把感性认识称为「不能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时,故意不用人们通常讲的理论,而用论理。显然,理论太有知识中心的味道,而论理似乎可以包含以伦理为中心的知识。

   二 「实践活动」的结构

   仅仅分析〈实践论〉中最为详细的例子,还不能证明全文是以群体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前提的,毛泽东还用过其它例子(虽没有分析),这些例子包括军事、变革原子等等。因此,例子分析充其量只能表明〈实践论〉企图概括道德活动和知识活动两个方面,还不能证明其以道德活动为中心。我们认为,以道德或以知识为中心所产生的认识论的整体结构是不同的。以道德为中心的认识论,知识只起从属作用,由于知识服务于道德,道德又是建立在「善」的基础上,那么认识的终极目的便是不断扩大符合道德理想的知和行的范围,那么这种认识论中被认为是「真知」的内容,一定有道德活动的主体和标准。这一点在儒学中十分明显。冯耀明曾对理学中「知」、「致知」和「知至」这些代表不同程度「知」的概念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个『知』不是指一种由能知及其所知的能力、活动或效验,而是指一种由道德主体所呈现的心灵运作、过程或状态。大略言之,知就是一种觉,致知就是使已有之明觉充扩开来,而知至则是由此充扩以至于明觉之全幅朗现的全觉状态。」4而以知识为中心的认识论就没有这种结构。

   那么,〈实践论〉所提倡的「真知」是不是具有这种以道德为中心的认识论的基本结构呢?表面上看,〈实践论〉强调实践出真知,一切符合实际的理论、被实践所证明之知识均是真知,符合「实际」并没有对「真知」作出其它附加的价值限定。确实,马列原典甚至是苏共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张的认识论,虽强调阶级性和为无产阶级服务,但都没有提出只有哪一类特定实践才能出「真知」。但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却对「真知」的来源有着限定,它不是泛指的实践,而是指某一群体道德主体的活动。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5。毛泽东在60年代再次阐述〈实践论〉精义的论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把这一意思表达得最明确。毛泽东严格地把产生正确思想之实践限定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三大革命6。三大革命的前两项有着明确的道德主体,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科学实验表面上看是没有道德主体的,它包括从事科学实验的一切人。但在30、40年代,毛泽东只提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毛泽东在60年代重提〈实践论〉时加上去的,它在三大革命中只起辅助作用,正如儒学中知识和道德关系那样。在〈实践论〉被奉若神明的文革时代,科学实验这一类实践也是被赋与了道德主体──工农兵大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术权威则成为批判对象。

   既然〈实践论〉是以群体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心,那么在这种认识论转化为普遍群众运动时,就不难理解它导致的后果了。表面上看,〈实践论〉是马克思的著名哲学论断:「重要的不在于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中国版,它以提出改造客观世界时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而闻名。但正因为它有着群体道德理想的前提,所以它强调的改造主观世界就等同于群体道德修炼。而改造客观世界也是建立一个人人道德高尚的社会。〈实践论〉在这一点和儒学知行观同构。文化革命中,〈实践论〉的群体道德理想主义内核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改造主观世界并不是要不断提高人们对世界的理性认识,而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实践论〉成为亿万人参加的「修身」运动哲学认识论基础。

   三 反智主义和「言─行」模式

   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实践论〉时,用儒学的知行观来修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有着更为迫切和现实的目的的,这就是和那些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领袖争夺理论权威的宝座。五四时代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视为马列主义理论家,是因为他们熟悉马列经典。毛泽东读马列书甚少,如果用熟悉经典为标准,毛泽东自然不能和很多知识分子相比。只有把认识论装上群体道德理想主义内核,他才能获得可以战胜知识分子作为理论权威的条件。从道德活动的角度看,从事革命实践的农民革命家似乎比熟悉马列经典的知识分子更高尚,更能代表马列的精神。但是要同党内那些推崇苏共经典和外来「本本」的革命家争夺正统地位,仅仅有群体道德理想主义的内核还是不够的,因为王明等共产党人同样也具备无产阶级立场。这时为了破除外来经典本本的权威,认识论除了要吸收儒学道德理想主义结构外,还必须进一步利用在道德理想主义哲学中反对书本和知识的武器。而这一武器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早已有之。为了分析毛泽东如何依靠这些传统来构造〈实践论〉,我们必须先概述一下在儒家道德哲学中,可以用甚么方法来颠覆「书本」之权威。

   在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古代中国,无论是儒生「成仁成圣」的道德修炼,还是对社会的道德教化,儒家经典和圣人的教导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代表圣人之言的经典大多以书本为依据,也主要靠书本文字为传播手段,儒生在道德实践中首先应熟读儒家经典。这在理学出现后尤为明显。理学具有庞大而严密的体系,它使书本学习在道德活动中占有比以前更为重要的位置。「四书」「五经」也是科举考试的基础。因此,人们常把「知」等同于读书和学习经典,书本经典是道德实践的前提。理学流行的一个后果是,读书人很容易把「本本」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明末以后,儒生读书讲理头头是道,社会实践却软弱无能,它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知行关系。儒学中出现了王阳明、王船山等新学派。它们之所以能震聋发聩风行大江南北,在某种程度上说,乃是在道德活动中重新估价书本经典的位置。

   显而易见,在人的道德活动中,动摇作为正确道德原则之经典的主宰地位的一个巧妙而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诉诸直接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能用文字语言表达的道德体验。这恰恰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一个重要支柱。王阳明曾十分形象地用哑子吃苦瓜为比喻,他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7。既然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道德内容不比人的直接经验(体验感受)更基本,它充其量只是每个人由良知而获得的大量直接体验的一小部分,那么由书本经典所传达的道德教训对每个人的修身就不一定那么重要了。接着,王阳明又把行为动机等同于「行」,这时,直接道德体验不必上升为书本知识就能立即转化为道德实践。在这种知行合一观中,学习书本经典的意义被降到无可再降的位置。虽然,王阳明本人相当注重读书和文献,但王学流传后果只会是轻视书本。到泰州学派时,已出现「束书不观」之弊。余英时把明末王学流行导致轻视书本和知识的倾向称之为「反智主义」8。本来,一个人必须从小饱读诗书,通过读经才能修养成为君子,而圣人目标则可望而不可及。现在,漫长的苦读是没有必要的,良知可以直接转化为道德实践,其推论自然是满街都可能是圣人。

另一种批判书本经典支配人的道德实践的角度是:书本和经典无论多么正确,但只能视之为一种言论,这样就可以从言行关系来反思书本与实践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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