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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起

更新时间:2013-11-05 22:16:44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原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4期(2009)

  

   多么巨大的存在之链啊!它从上帝那里开始,自然,以太,人类,天使,人;野兽,鸟,鱼,昆虫,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显微镜都无法达到的东西,从无限到你;从你到无……你从自然之链中撇掉任何一环;第十,或者第一万,一样会打破这个链条。——蒲柏

  

   一 方法的转变:从“科技史”到“思想史”

  

   很多20世纪的大问题,到21世纪纷纷消解,李约瑟问题似乎就是其中一个。20世纪80年代,“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历史的发问,曾在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回响。200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和王扬宗在《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一书中,收集了有关李约瑟问题研究各种观点的文章,力图对该问题的20世纪思考作一个总结。今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陈方正博士的60万字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陈方正 2009a,以下简称《继承与叛逆》)。该书分析了李约瑟问题的缘起、其内在预设和展开逻辑,详细考察了西方现代科学兴起的各环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方;指出李约瑟把技术等同于科学,因此“李约瑟问题”是问错了问题。通过陈方正整本大着的论述,这个起源于20世纪初的大问题似乎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

   陈方正参考了四五百部西方科学史和有关著作,思考及写作历时十年以上,分析严谨,很多数据和观点是中文世界第一次出现,其方法和结论都很值得学界重视。首先,陈方正确定了“外史”不能取代“内史”的大原则,即“科学家与他们的思想、发现的研究毫无疑问仍然是科学史的核心”。在完成把“科技”转化为“科学思想”的定位后,他指出:“革命”与“传统”的交互作用为“科学思想”内在逻辑的展开。《继承与叛逆》正是立足于这种内在逻辑来论证现代科学是西方思想大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余英时为该书作序时所说:“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

   为了寻找内在逻辑链的各个环节,陈方正冒化约主义的危险,把数学物理作为科学思想的核心[陈方正 2009a,页27-34]。一旦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典范,探索科学思想的起源(更准确地讲,应是“自然哲学”在西方的起源),也就是可行的了。《继承与叛逆》中,我们看到一条从牛顿及他踏足肩膀之巨人——笛卡尔、伽利略、开普勒、第谷和哥白尼开始,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托勒密和欧几里得长链;分析这条长链的起源、传承和演化,也就抓住了作为思想的现代科学的形成。在这由传承和革命组成的演化链中,陈方正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存在两大缺环,一是作为“新普罗米修斯革命”结果的欧几里得、托勒密等集大成者是如何出现的;二是作为“渡过鸿沟的载筏”的伊斯兰科学思想(公元800-1450)在西方科学思想形成中的意义。[陈方正 2009b]

   确实,陈方正的分析十分到位。早在1980年代,刘青峰在《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一书中,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视为现代科学结构的种子,称为原始科学技术结构,近代科学结构正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示范下形成的。刘青峰指出,现代科学结构在西方的形成实为种子成长为大树的过程,可以从原始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的互动来把握[刘青峰 2006,页117-159]。但是,这作为现代科学种子的原始科学技术结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对这个重要问题,刘青峰没有说明。《继承与叛逆》则在这个方向上大踏步地前进了,论证了作为思想的现代科学实际上是经过两次革命形成的。哥白尼至牛顿的第二次革命已广为人知,但它是建立在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和数理天文学之上的。换言之,早在古希腊已经奠定了科学思想的基本模式,在该模式的背后,是鲜为人知的人类第一次科学革命。正是第一次科学革命创造了用数学表达宇宙秩序的基本范式,无论是欧几里得几何,还是托勒密的数理天文学,都是这一次思想革命的结果。他将其称为“新普罗米修斯革命”。陈方正认为,为什么古希腊会出现第一次革命,古希腊科学思想和哲学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研究科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必须去把握古希腊罗马文明衰落时科学思想之保存、传承以及再兴起过程。如果把托勒密的《大汇编》视为第一次革命产生的古希腊科学思想之绝响,而哥白尼的工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开始,两者相距1400年。陈方正列举许多无法抗辩的证据,证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的模型结构、参数、甚至图解都取自14世纪回教科学家沙蒂尔(al-Shatir)的著作[陈方正 2009b,页20]。也就是说,正是伊斯兰科学作为“渡过鸿沟的载筏”,使得第一次革命成果得以传承幷最终引发了第二次革命。这一以住忽视的环节,今日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正是这两个环节成为《继承与叛逆》探讨的重点,亦是该书最大的贡献。

  

   二 科学和终极关怀

  

   在古希腊,科学被称为自然哲学,它是哲学的一部分。泰勒(C.C.W.Taylor)和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曾为古希腊哲学、科技、艺术和政治宗教,从公元前9世纪到柏拉图的发展做出历史年表,从中明显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对自然的认识(自然哲学和技术发展)和宗教、哲学、艺术发展的同步性(甚至是提前性)[泰勒主编 2003,页7-17]。但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究竟是一种甚么关系,却一直处于黑暗之中。目前西方主流看法是把古希腊科学(主要指数学和几何学)当作希腊哲人用理性主义精神研究自然的结果,它只是哲学的附带物。这在古希腊哲学分期上就可看出。思想史学者往住将希腊哲学分为“早期希腊哲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四阶段[奥康诺 1998]。因为苏格拉底才开始提问:“何为知道?”幷指出知识始于正确的定义,形成了关于从思考本身之思考(二阶思维),故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之奠基者。接着,柏拉图提出理型论,开启了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思维模式,使得希腊思想围绕着对柏拉图理型论的肯定、否定和修正展开。在这一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主线中,第一阶段只是准备性的,古希腊科学思想统统被归为准备性的第一阶段之中,不占重要位置。该分期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释希腊思想到罗马的变化,更不能理解新柏拉图主义在希腊思想后期的位置以及它对基督教的接引。

   陈方正根据格思里(W.K.C. Guthrie)、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卡恩(Charles Kahn)等人的研究,勾划出另一幅希腊思想演化的图画。他指出,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独树一职,毕氏对数学之重视,开启了西方思想的严格证明之传统。特别是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信念,直接影响到柏拉图理型论的形成。换言之,正是在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笼罩下,柏拉图一度脱离苏格拉底的“道德”和“社会”的轨道,转向追求永恒真理的神秘主义,这是《对话录》风格转变的原因。他认为,柏拉图《对话录》中记录了柏拉图接受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证据。柏拉图曾这样写道:“诸神借着一位新普罗米修斯之手将一件有光芒随伴的天赐礼物送到人间;比我们更贤明也更接近诸神的古人相传,万物是由一与多组成,而且也必然包含了有限与无限。”[陈方正 2009a,页150]这个新普罗米修斯即毕达哥拉斯。

   这样一来,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乃是毕达哥拉斯传统和苏格拉底二阶思维的结合,而非原来认为的只沿苏格拉底主智哲学这一条线索发展而成。陈方正认为,它带来了古希腊哲学的两大划时代特征:一是高度重视数学之《对话录》的诞生;二是作为包括大量数学家在内的开放性学者聚会的“学园”(academy)之出现[陈方正 2009a,页148-154]。正因为柏拉图哲学中存在毕达哥拉斯主义基因,才使得追求严格证明成为古希腊哲学演进的内部动力。例如无理数的发现挑战了“万物皆数”之信念,使得数学和数理天文学得以在柏拉图学园中成熟。《继承与叛逆》列举出数学的危机、特别是“不可测比”观念的震撼,是如何导致尤多索斯提出“比例理论”和“极限与归谬法”;古希腊科学和现代科学一样,也有自己的哥白尼和牛顿。因此,“以数学建构宇宙模型”的天文学革命,实为响应柏拉图号召而发生。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阿基米得的度量几何学、阿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和阿里斯它喀斯的日月测量、喜帕克斯的恒星进动的发现,都是顺这一范式展开之结果。陈方正提出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就是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知识追求之结合。从该观点看,古希腊科学思想始终是古希腊哲学的核心部分,正如现代科学是当代西方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如果陈方正的分析正确,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古希腊罗马思想。20世纪文明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从轴心文明角度看古希腊哲学,把它视为实现了超越突破的结果。所谓超越突破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正当性最终标准,亦可称之为终极关怀的觉醒,而终极关怀最重要的是解决生死问题[金观涛、刘青峰 2007]。希伯来救赎宗教、印度解脱思想和中国儒家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都是面对生死问题,那么,希腊哲学也是围绕着终极关怀展开的吗?以往,人们多从“爱智精神”来分析古希腊思想的形成,它排斥神秘主义,似乎与生死问题无关。“爱智精神”背后是认知的意志,它无疑准确地代表了古希腊哲人的追求。但是认知能解决生死问题么?

   在《继承与叛逆》一书中,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因为毕达哥拉斯主义正是为解决生死问题而形成的。该书描述了毕达哥拉斯创立的神秘教派是这样理解宇宙秩序和追求永生关系的:“人的灵魂本来就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才得以分享其条理、秩序,从而得以自由自在,长存不灭。要受世俗躯体污染的灵魂回复到这个状态,首先要做的,自然便是充分明白宇宙本身的原理、结构和奥秘,因为这思索、理解、明白的过程自然会改变灵魂本身的状态。”[陈方正2009a,页123]柏拉图正是认同上述基本主张,才接受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往的研究也注意到柏拉图力图用他的理型理论去克服死亡,但幷不清楚克服死亡的模式。如果科学(主要是数学)真是柏拉图追求永生的内在动力和方法,那么,就应该对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希腊哲学重新定位。希腊哲学一直被认为是理性的,关注现世社会的;现在必须加入它以科学作为终极关怀这一面。或者说,表面上以人文社会精神为主的古希腊哲学中一直暗藏着另外一个维度:它一方面强调思维推理的严格性,另一方面指向认识神秘的宇宙以克服死亡(为什么要通过认识宇宙的方式来克服死亡?)。今天,人们早已接受了科学和终极关怀无关的见解,皆知科学不能解决人生意义问题,但这种现代科学观和古希腊哲学的看法大不相同。可以说,古希腊哲人比今日科学主义者还要“科学主义”!他们是为了从宇宙秩序中追求永生而沉迷于科学。

这样一来,新柏拉图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兴起,直指神秘主义的救赎宗教,成为希腊爱智精神(还有罗马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桥梁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传统社会,科学只有成为终极关怀的一部分,才能在轴心文明思想传承中延续下去。本来,古希腊科学和认知之意志都是寄生在神人同形的古代宗教之中的。当神人同形的古代宗教消失时,作为终极关怀的科学和认知的意志都失去了根植的土壤。在寻找新的载体过程中,柏拉图的理型论转化为新柏拉图主义。由此亦可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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