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贺天琪:左摇右晃 —— 远去的记忆

——第三章(第二部分)

更新时间:2013-11-02 15:24:01
作者: 贺天琪  
主人公的命运坎坷也过早的在我稚嫩的心中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象。较之同龄人确实知道得太多了一些。(可惜丁叔叔五七年也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回甘肃老家。在贫病交加很早就去世了。)

   当母亲知道我看了那么多书很惊讶,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家学渊源,又没人着意引导,虽然看书成了习惯,文学成了爱好,但也仅此而已,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家长老师邻居眼里我是个绝对听话遵守纪律的好孩子,但是为了看书,我可以给同学抄家庭作业、上课老师提问时给同学“打电话”、考试时给同学递纸条。用这些办法取悦同学,以换取他们手里的《十二金钱镖》《三侠五义》《说唐》《说岳全传》……那些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让我沉醉不已。

   那时同学们都知道我爱看书,有书也都愿意借给我看。有位同学告诉我他家有一本刚出版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他哥哥正在看不能拿来借给我,但可以放学后到他家去看。平时腼腆内向的我硬是到他家,当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家人,用几天时间看完了这本书。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爱好并没有影响我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那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高玉宝》。我不知道这本以自己的名字作书名,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是一部长篇小说,直至现在也没冠以纪实文学的字眼。那让人恨之入骨的周剥皮和作为阶级斗争教材的“半夜鸡叫”都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其中的细节甚至经不起推敲(如再愚蠢的地主也不会半夜三更把长工赶到地里去松土除草,这种农活需要光明,即使小心翼翼也保不齐伤及禾苗呢。)我一直以为书上的一切都是真的,是旧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以为凡是地主都是像周剥皮那样,残酷地剥削长工欺压劳动人民,让旧社会象高玉宝那样的穷人家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学,而能上得起学的人一定是象淘气(周剥皮的儿子)一样靠剥削劳动人民血汗供养的。“我要上学”——对高玉宝悲情地呼喊和悲惨地遭遇我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我开始痛恨我们家是地主成份,因为它意味着吸吮着穷人的血泪而自肥;不在认为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在旧社会这都使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取的。早早就有一种对出身于剥削者家庭的耻辱感罪恶感。并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感到担心甚至是恐惧。

   一种深深的原罪感沉甸甸的地压在我稚嫩的心头上,使我从小就不愿意穿新衣服,特别是与众不同的新颖时装。记得一九五四年父亲去北京出差,带给我一件咖啡色的条绒夹克衫,漂亮极了。在电影《祖国的花朵》里小朋友江林就很神气地穿过。但我死活不穿,父母亲当时很扫兴,不明白在这件事上,一直温顺听话的我为什么这么犟,而我心中的这个秘密至今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留到后来这件衣服给二弟穿了,好几年里这件衣服都是他的最爱,穿上就不想脱。甚至没有像以往那样衣服小了就往下传给弟弟们,直到穿烂为止。

   在后来巨大的家庭变故中,虽然饱受屈辱,家境贫寒,我却能坦然接受。甚至认为“一报还一报”该轮到我们过高玉宝家那样的苦日子了,这是替我的祖辈赎罪。于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带给我的一切,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一心要把自己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改造成红色接班人。同时在苦难面前也向象高玉宝一样,努力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去分担母亲肩上的重担,显得特别少年老成。这也算是书带给我最初的最直接的“益处”吧?

   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在我年龄那么小,应该是十岁左右,家庭的出身,祖辈的社会履历等有关的政治信息是如何在我头脑里聚集以至于形成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的。其实父母倒从未正式给我说过家里的事,或是父母不经意的谈话,或是妈妈在运动中向党交心的大字报,或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的阵阵声势,就被我敏感接收下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机关来人到我家搜查过一次(应该是五五年肃反时)把抽屉,箱子都翻了个遍,甚至掀开顶棚上的芦席,打着手电查看,就差没有挖地三尺了(这一课文化大革命还是补上了),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搜查的人还给父亲开玩笑说,没想到你们家这么穷,既没有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像样的衣服。父母当然都十分坦然,和他们有说有笑的,我却心里充满了恐惧,总觉得会有大祸临头。

   小学四年级我记得就有作文课,而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甚至也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编写小故事。然而一碰到涉及家庭的题目,我的脑子里马上是一片空白。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我一下子就懵了,提起笔有千斤分量,只写了一句“我的家庭是地主”就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没有当堂完成作文,面红耳赤嗫嚅着向老师说:“我不会写------”。放学后我是一路哭着回去的,在同学们不解的异样目光里,我早早的懂得了什么叫做屈辱。作文是中午妈妈代笔给我写就的,还记得文中写下解放前夕我家的清贫时光。

  

   五   外婆

  

   在我童年及后来的日子里,还有一个最亲近的人,那就是我的外婆。她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影响深远。

   一九五一年,父亲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应聘到西北局财经委员会工作,五二年我们举家迁往西安。为了让妈妈能全力以赴工作,不为儿女和家务所拖累,姥姥决定让她的弟媳——妈妈的舅妈——来照顾我们。我们都一直尊称她叫她外婆。

   姥姥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了,外婆不仅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对我们姊妹照顾得无微不至,解除了父母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好一心扑在工作上;而且在一九五七年父亲蒙冤去职、劳动教养;六六年又被红卫兵遣送回老家,家里经济拮据陷入困境的十几年里,她老人家一直没有离开我们。

   外婆也有儿女,在丈夫(我姥姥的弟弟)早年被军队抓作挑夫客死他乡后,她没有再嫁,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孩子都是姥姥帮着一起带大的。在我们家大难临头时,她两个儿子一个在广州铁路局上班,一个在江西萍乡煤矿机械厂工作。生活水平大大地优于我们家,都想把她老人家接过去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也替他们招呼一下孩子(那都是外婆的亲孙子呀!)外婆都没有去。不是不想去,是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她和妈妈一起撑起了这个家,心甘情愿地和我们一起受苦受难,一起忍受屈辱。

   外婆低低的个子,大概不足一米五,鼻梁塌塌的,满脸雀斑,两只不大的眼睛也相距较远,总是穿着南方人喜欢的七分衣裤,宽宽大大的,身材不胖不瘦,特别精干。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总是慈眉善目的从来没有脾气。她永远是忙忙碌碌的,除了一日三餐,还要给我们姊妹六个做鞋、做棉衣,还有每个星期的衣服换洗,全靠她老人家的两只手,即使忙里偷闲串串门,手里还总是不停地纳着鞋底儿。

   在父母都工作,家境宽裕时,外婆厨艺高超,满桌的菜肴让我们大快朵颐。而在爸爸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后,我们家八口人只有妈妈五十几元的工资,人均不足七元(那时一个人每月的三十斤口粮就要近五元,剩的钱每天买菜都人均不足一角钱,更别说还要上学、还有衣帽鞋袜等生活必需品开支都没有着落)经济上陷入窘境。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姊妹六人,最大的我才十二岁,最小的弟弟不足两岁,突然的灾难把我们打懵了,一落千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让我们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是外婆和妈妈一起,用他们过去如何应对突然降临的灾难的经历教育我们(主要是我,对弟妹们妈妈瞒着说爸爸学习去了),他们处变不惊的坚强让我也鼓起了勇气。外婆还告诉我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帮妈减轻经济负担,她说凭力气吃饭不丢人。外婆绞尽脑汁开源节流,带着我们糊火柴盒、纺石棉绳、种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用她的智慧和勤劳维持着家里的正常运转和我们做人最起码的尊严。

   外婆身体不好有血压高和老胃病,不能累着饿着,一犯病特别痛苦,可我们从未见她歇着。饥饿年代外婆和我们一样扛着,即使胃疼得脸色蜡黄满头冒汗,还叮咛我们别告诉妈妈。那看似简单的家务活儿实际上是家里的半壁江山,看见外婆就意味着桌上有热菜热饭(虽然缺肉少油),身上有干净的衣服鞋袜(即使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她,我们家的境况会雪上加霜无法想象。我们都深深地依恋着她,每天和她相处的时间其实比妈妈还多。说起她老人家给我们的爱,我们姊妹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当外婆让我代笔给两个舅舅写信时,她那种对儿孙事无巨细嘘寒问暖的浓浓亲情和长长思念,更让我体会到她的无私和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外婆高尚的人品也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记得我参加工作去南泥湾农场时外婆没能送我(她回老家看望儿孙去了),回来后她在信中让妹妹代笔嘱咐我:好好工作注意安全,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看到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我泪流满面。亲情是可以触摸的,我觉得她老人家就站在身边叮嘱我,我能感受到她带给我的无限关爱和温暖。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冲击我们家,让出身贫下中农的外婆检举揭发,让她离开我们到他儿子那儿去,她执意不肯。红卫兵来抄家时凶神恶煞,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好心的邻居让她老人家躲一躲,因为她不是革命对象。可外婆却主动迎上前去,红卫兵训斥她划不清界限,她老人家不羞不恼地给他们端茶倒水,甚至在红卫兵大发淫威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临走时外婆还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到门口,让弟妹们和邻居都误解她。其实她想用自己的善良去感动红卫兵,把对我们的伤害减到最小程度。虽然效果几近于零她也愿意去做,即使失去最宝贵的自尊也在所不惜。

  

   她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她没能熬过那个苦难的年代,没享过我们一天福。她是在我们姊妹都下乡后才到江西我二舅家的,还是操劳家务,积劳成疾,几年后因病去世了,那时她刚刚六十岁。

   一九九一年我们回老家,还专程到江西萍乡去祭奠她。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天气却不太好,阴沉沉的,荒野中更显得冷清,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去的路上悲伤的情绪就紧紧地攫裹着我的心,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在她简陋的坟茔前,我们姊妹几个放声大哭。即使在晚辈面前,也毫不掩饰。她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今生今世我们都忘不了她。

  

   六  搬到工厂家属区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们从城里搬到了母亲工作的大华纱厂。这个决定是父亲作出的,为了母亲工作免于奔波之苦,也可以更好的照顾家里——他会骑自行车来回方便些。

   大华纱厂解放前是西北最大的工厂,有几千个工人。解放后发展更快,光职工宿舍就有四个家属区。号称一、二、三、四村。我们住的是大华三村。这是个占地二十多亩居住着三百家人的大家属院儿。它处于城乡接合部,有着和城里完全不同的景致和生活。

   用现在的话说三村是个充满人性化设计的美丽家园,进了大门迎面是个圆形的大花园,直径有三四十米,以苍翠的柏树为外环,里面种着红的粉的玫瑰、黄色的刺梅、还有芍药和牡丹。有一个十字形小路把它隔成四块。中心是一根高高的电杆,顶端一个房子样的盒子里放置着高音喇叭,播时政要闻和歌舞戏曲的一到早中晚下班就响个不停,美丽的景色让人一进大院就眼睛为之一亮。

   职工住的房子共建了三十排,每排十家,分东西中三向纵列。有两条马路把它们隔开,路两边是高大的洋槐。东西各十四排每排间隔五六米,纵向一路排开有一百五十米长,家家门前也有棵洋槐树。中间两排前后相隔百米开外,由一块足球场大小的草坪相接。两排房前屋后种的是木槿和紫丁香。除了房子家属院的东边还有一片小树林,整个院子有高高的围墙围着,墙里边是一色青青的国槐。

春天大院里姹紫嫣红,凤蝶翻飞,花香肆溢,蜜蜂在花丛中忙碌着。初夏洋槐花开,满树雪白,醉人的清香在空气中流淌着沁人心脾,各家忙着采摘槐花蒸麦饭(把将开未开的槐花拌上面粉蒸而食之)尝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915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