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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俊明:我国中间阶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与政治应对

更新时间:2013-10-30 23:19:11
作者: 蒋俊明  

    

   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结构处于剧烈分化运动中,而分化意味着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这必然会打破社会原有均衡状态,使社会陷入贫富差距扩大的困境,也引起原有社会调节机制一定程度的失效,社会矛盾凸现,社会稳定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能否在社会分化中实现社会和谐即找到社会分化和社会和谐的契合点,成为我国能否顺利完成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任务的关键。笔者认为,这个契合点就是努力推动中间阶层[1]发展,形成中间阶层社会。但当前我国中间阶层发展中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因素,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的集中反映,也是政治制度和体制安排不到位、不公正的负面产物。必须正视当前政治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着的不利于社会公平分配和中间阶层发展的各种问题,积极引导社会分化,构建有利于中间阶层规模扩大的机制,使其成为社会中坚阶层,最终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菱形”社会结构。

   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是“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因素。”[2]具体包括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主、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群体。中间阶层发展具有塑造社会阶层间的开放性和缓冲阶层间的矛盾冲突等方面的社会效应,“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结构模式才能使一个社会获得最可持续的、最稳定的和谐。

    

   一、中间阶层发展是我国社会和谐的结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并由此引发了愈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据世行测算,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7,[3]这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4]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我国中间阶层虽有所壮大,但远没有成为我国的主导阶层。李春玲以中等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为中产阶层划分标准,经调查发现,在全国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的相应比例仅为6.7%,即约8898万人可能成为中产阶层。而且我国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之中。在北京,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5.9%,约占就业人口的30%;在上海,符合相应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3.2%,约占就业人口的25%。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的人的比例为9.4%,在城市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19%。[5]根据这一数据,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于下层。无论是公众的主观感受,还是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们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客观调查和研究成果,都表明了个体、群体、区域、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巨大甚至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我国正面临着两极分化的风险。

   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如果“金字塔”式社会长期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得不到及时遏制,就会动摇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基:首先,占人口多数的底层社会成员会形成对根本政治制度的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在纵向比较上普遍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延缓了底层民众由于横向比较而产生的质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贫富差距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底层民众的社会不满感将不断加重,通过经济增长而积累起来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也将不断流失。其次,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财富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平均主义固然会导致效率低下,但相对公平也是效率提高的前提,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如果向上流动机制不畅、机会有限,浮躁、投机等各种消极心理就会在社会中弥漫,提高“效率”不再被当做市场的主要竞争手段,社会分化就可能降低增强社会活力的功能,经济也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再次,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带来大量的社会矛盾,从而从整体上加大政治系统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当社会贫富差距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极易变异为根本的利益冲突,此时,社会分裂也就不可避免。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分析和忧虑,中间阶层发展问题进入了中国的学术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改革战略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调整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遏制两极分化,推动中间阶层规模的扩大和成熟,形成“菱形”社会结构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界的一致看法。

   必须指出的是,中间阶层壮大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手段层面上,即当下我国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的关键出路;更体现在目标和价值层面上,即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我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因而,中间阶层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更是被看做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志和最好的注解,被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的重要证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应当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机会,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处于社会中游状态的社会资源。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缺乏中产阶层这一‘缓冲地带’,社会结构就会变为贫富阶层的直接对立,最终导致戾气丛生,矛盾频发,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命运是与中产阶层紧紧维系在一起的,一个健全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唯有这种力量的壮大快于其他力量,未来的改革才会趋于良性。这有赖于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也有赖于执政者拿出改革的勇气和智慧。”[6]

    

   二、我国中间阶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利益关系协调的政治力度,在“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战略目标指引下,不断调整分配政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提高政府的社会服务能力,为我国中间阶层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就我国目前整体形势看,社会结构在剧烈变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趋中方向并不明确,中间阶层自身的政治作用充满着变数,中间阶层筛选的社会效应也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表明我国中间阶级发展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1.中间阶层规模壮大的不确定性

   很多学者认为我国中间阶层规模发展迅速,扁平化社会即将甚至已经到来。聂运麟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职业结构已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服务业、信息业为主,白领工作人员增多而蓝领工人减少,最终形成以中等收入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7]陆学艺认为,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起飞时,都是中产阶层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也不例外。[8]张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必将使中国迎来一个中间阶层大众化时代。[9]不难看出,这些乐观态度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

   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先看第一条理由,虽然工业化推进和产业结构升级能为很多人获得职业提升和财富增加的机会,但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其变化的急剧性和筛选性也会使很多人不适应而被迫向下流动甚至被甩到社会最底层。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作为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迁重要中介的市场化机制,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竞争,充满着各种非自然性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拥有总体性资本的“不落空阶级”,在这个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居民被抛进下层人群之中,所以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结构变迁既可能出现中间阶层社会,也可能成为两极分化社会,[10]甚至数量有限的现有中间阶层部分成员也面临着被剥夺从而被边缘化甚至下滑为底层的危险。

   再看第二条理由,必须承认,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但还应注意到两点: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非常不均衡,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大学入学率并不高,同时高等教育发展本身也存在着很多变数;第二,严格地说,大学只是造就了中间阶级后备军,由大学毕业生变为中间阶层成员需要很多条件,这些并不是大学生通过自致性努力就能够获取的,也不是市场能够自发提供的,这些条件能否成熟在改革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拼爹”现象备受社会关注,这一定意义上表明,大学造就中间阶层的功能正在弱化。有学者不无担心地指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就业困难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于底层群体而言,靠‘知识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困难。优质的就业机会是极端稀缺的资源,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就业竞争关系化”[11]。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中间阶层规模扩大具备了一定基础,但条件并不充分,存在着很多的限制性条件。这不仅导致中间阶层扩大后劲不足,而且社会结构还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迹象,因此,我国中间阶层规模扩大存在着速度甚至方向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中间阶层规模的壮大不仅依托于经济的转型和教育的发展,更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在我国,中间阶层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改革和资源配置转变的产物”,体制改革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使各种新的社会力量能够成长起来,比如“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员、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12]但我国中间阶层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体制性障碍,业已形成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趋势不仅是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变迁“优胜劣汰”的结果,也与我国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相关。其中有的是由于改革空缺而遗留下来的制度障碍,如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导致了中国主要阶层——农民阶层上升为中间阶层的政治阻力;有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而形成的保障制度缺失,如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财政分配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有的是改革的失误甚至方向扭曲而形成的制度缺陷,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过度市场化等,额外地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从而减缓了中间阶层发展的步伐。制度安排是进行各项改革的主要手段,国家要把社会的变迁引向正确的轨道,必须能够通过自觉有效的制度创新,扫除中间阶层发展的各种人为体制障碍,为中间阶层的健康、快速发展培育制度通道和保障,强力扩展中间阶层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空间。

   2.中间阶层本身政治作用的不确定性

   虽然我国中间阶层从社会结构来看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但必须承认我国中间阶层的绝对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并且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传统政治学认为中间阶层有较高社会地位,并由于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而较理性,所以他们很少对社会产生不满,更倾向于选择稳妥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方式,中间阶层是“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其政治上“后卫”的特征能够起到社会“稳定器”作用。尤其是米尔斯对美国中间阶级政治冷漠的分析影响广泛,“稳定器”几乎成了中间阶级的代名词,从而使很多人忘记了其他变数与可能性的存在。但中间阶层真的就是社会的“稳定器”吗?

实际上,有关中间阶层的功能除了“稳定器”这一理论表征外,一直相伴随的还有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还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器”,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振荡器”。[13]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时,承认中间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而是一个动态不确定过程。[14]笔者认为,中间阶层的政治角色可以分为三种类别:一是冷漠者,不太愿意参与政治,起“稳定器”作用;二是革命者,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秩序,起“颠覆器”作用;三是建设者,积极推动政治民主化改革,起“推动器”作用。而中间阶层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主要取决于社会整体的环境,正如李路路所说,“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特征不是单一的或恒定的,而是基于中间阶层的基本性质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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