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康子兴:社会的自然史:亚当·斯密论文明社会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3-10-30 22:52:52
作者: 康子兴  
systems of moral philosophy)所作的评述是一致的。“每一个在这世上曾经有过任何名气的道德理论体系,最终也许都源自某一个或另一个我在前面努力表明的人性原理。”{17}斯密的道德哲学成为了评判古今一切道德学说的标准,他所论述的人性原理便是普世的真理。根据此种道德哲学、人性观点发展而来的自然法理学亦成为检验古今一切法律学说的标准。这是一种自信满满、大无畏的启蒙精神:他不仅要为思考、论述道德原则提供一个最终范式,也要为历来的法律学说提供一个最终的思考范式,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斯密自信他已经找到了道德哲学和法理学中的“万有引力”。

   既然“自然法理学”要提供一套高于世间一切实定法的普世标准,要为自古以来的法学体系做一个最终的总结,那么它所具有的普世意义就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正因为如此,斯密为其自然法理学所制定的写作计划堪称宏伟。“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努力说明法律与政府的普遍原理,说明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发展阶段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变革,不仅在有关正义的方面,而且也在有关公共政策、公共收人、军备国防以及其他一切法律目标(objects ofJaw)方面。”{18}

   斯密的这段陈述可谓字字珠玑,不仅包含了“自然法理学”的定义、内容,还暗含了看似矛盾的两套逻辑:即自然和历史的逻辑。既然古人法学体系的缺陷之一是“用处理其他德性的方式在处理正义问题”,所以,斯密首先要做的便是廓清“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乃是正义的德性(the virtue of justice),并反复强调“法理学是研究法律和政府的普遍原则的理论”[LJ (A),5;LJ(B),397、 398; TMS, 342]。正如Grotius将权利区分为“完全的权利”(perfect rights)和“不完全的权利”(imperfect rights),斯密也将消极德性“正义”与其他诸种积极德性区别开来:仅有正义需要诉诸政府的强力实施,其他诸德则诉诸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否则“文明社会将会变成一座流血混乱的舞台。”{19}如此看来,法理学实质上就是关于政府的理论,与霍布斯的《利维坦》、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关注的是相同的问题。然而,与霍布斯、洛克的政府理论相区别,斯密不仅要说明政府的原理,还要考察这些原理在历史上的变革,从而使他的学说展现出历史的逻辑。

   自然与历史逻辑的区分也体现在四大法律的目标中:正义代表着自然的逻辑,表达的是法律和政府自然的伦理道德基础;“公共政策(police)、公共收入(avenue)、军备国防(arms)代表的是历史的逻辑。在亚当·斯密的第一部传记、他逝世三年之后发表的《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中,Dugald Stewart记录了斯密的学生John Millar {20}的一段回忆和评述,“在他(亚当·斯密)讲课的最后部分,他考察了那些并不是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它们以促进国家的富裕、强盛和繁荣为目的。他从这种观点出发,考察了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政治制度。他在这个题目上的讲授内容包含着后来以《国富论》为题出版的著作的主要思想。”{21} Millar所谈的这部分内容正是斯密所谓的后三个法律目标:政策、收入、军备。{22}所以,这部分内容遵循的是“权宜的原则”,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审慎之道。

   自然与历史并行的双重逻辑使亚当·斯密的法理学与前人比起来显得极为特殊,这也意味着他的政府理论必有别于传统,甚至具有根本的区别。1763年,在开始他的法理学讲座之前,斯密选列了一个先驱者名单:Grotius、 Mr. Hobbes、 Puffendorf、 Baron de Cocceii。在斯密看来,他们都是对自然法理学的著述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writers of note )。值得注意的是,在1761~1762学年的法理学讲座中并没有这份名单,它是斯密在1763年的讲座中新加上的。在同一年,他调整了“正义”( justice)部分的讲座顺序:将此前由“作为人的人”( man as man)开始,到“人作为家庭成员”(man as member of family) 、“人作为国家成员”( man as member ofstate)的讲座顺序颠倒,从“人作为国家成员”讲起,到“人作为人”结束。{23}如果将这两处变动联系起来,再结合斯密对四位自然法学家所作的评述,便不难看出这份名单的选定其实颇费苦心。格老秀斯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战争与和平法》( De iure)开创了自然法理学的现代形式,并对之作出有史以来最为完备的论述。格老秀斯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将对“不义”的防卫和矫正(defense and redress of injustice)视作法理学的核心。{24}霍布斯认为道德源自主权者的决策,而非个人的良心,因为在仅仅依靠后者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战。斯密称霍布斯的理论为“有害的德性学说”(pernicious doctrine concerning virtue),其批评不可不谓严厉。普芬多夫是作为霍布斯的批评者出现的,因为他努力论证自然状态并非战争状态,而是社会可以得到维持的状态。

   遵照这样的原则,普芬多夫写出了他的鸿篇巨著(《自然法与万国法》)。第一部分的唯一目标就是要驳斥霍布斯。{25}

   斯密对普芬多夫与霍布斯之间的争论是颇感沮丧的,他随后写道,“尽管处理在自然状态下的法律,或者自然状态下财产如何转移的途径毫无意义,因为并不存在这种状态。”{26}在批评普芬多夫与霍布斯的同时,斯密也间接地批评了格老秀斯,及其理论的“不完美”(with all itsimperfection),因为他的理论同样以“自然状态”为前提。

   在这份名单中,斯密唯独没有批评科西男爵,斯密仅仅介绍了他的著述情况,并未道出将其列入这份“著名自然法理学家”名单的原因。

   这个主题的作家还有科西男爵,他是普鲁士人。他的著作用对开本刊印出来的共有五卷,其中许多部分特别是论述法律的部分写的很精巧、很明确。在最后一卷,他叙述了一些德国体系。{27}

   根据Knud Haakonssen对德意志法理学背景的研究,柯西男爵与斯密的法理学体系有诸多类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对自然状态的拒绝:“在他对道德哲学最原创的贡献之一中,科西着手推翻自然法理论,认为它是社会性的法律。”{28}

   据此,斯密的意图似乎变得明晰起来,他要拒绝的是传统政府理论中的“自然状态”假说。如果套用斯密的术语,那么“自然状态”对应着“人仅仅作为人”(man only as man)的状态。所以,在1763年的授课中,他对讲座顺序进行的调整也代表着他对“自然状态”更加明确的拒斥。在他看来,“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某种政权(regimen),司法范畴的形成,比如权利,公共权威的发展,比如裁判、惩罚的能力,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能力,都是道德进展的一部分。”{29}斯密用社会发展的“四阶段论”代替了“自然社会—文明社会”的模型,用一套社会的历史逻辑替代了僵硬的“自然-人为”逻辑。与此同时,斯密也动摇了政治理论传统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从而为政府的起源提供一套新的解释,而这必然是贯穿各个社会阶段的普遍原则。

    

   三、“社会契约论”批判

   17世纪的自然法理学都包括或者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如何从“自然状态”产生?霍布斯、洛克采取了相同的解决方式,他们假设了一个“契约时刻”,人与人相互订立契约形成国家,由此进入文明社会(或者政治社会)。这是一个静态的转换模式,经由人为的契约,人类的生活状况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过程就像切换两张互相独立的幻灯片。无论是前社会、前政治的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社会都是一个相对僵硬、静止的理念形式,处于相对反的两个极端。在亚当·斯密看来,这种解决方案其实是对“自然正义”( natural justice)的否定。在霍布斯的学说里,“对主权者意志的遵从是一切德性的基础和本质”{30},所以在自然状态中,“没什么是不正义的,既没有对与错的观念,也不存在正义与不正义的观念。”{31}洛克修正了霍布斯的观点,把自然状态设想为一个纯粹由自然法统治的王国,而政治社会则成为一个权宜的设计和创造;为此人们就需要放弃天然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包括“正义”的执行权。洛克仍然是某种程度的霍布斯主义者: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密不可分,由于没有共同的裁判者,战争状态随时都可能爆发,并且“一旦开始便会持续下去”{32};所以,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但经常充满恐惧和危险的状况”(洛克,《政府论(下篇)》,P. 77)。洛克便这样重复了霍布斯的逻辑: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类组成社会和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洛克,《政府论(下篇)》,P. 14)。如果自然法(naturallaw)恰是堕入战争状态的根由,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神圣性和超越意义,从而必然走向自我否定。

   “社会契约”在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划开了一道巨大的沟堑,两者互不相容,永远无法合拢,也无法通过桥梁实现连接。而洛克一方面强调两者的不相容性,另一方面又企图用自然法将它们贯通起来,从而使自然法处于一个极暧昧、极尴尬的境地。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文明政府(civil government)的基础都是人为的契约、人类的理智设计,而非“自然正义”。所以,亚当·斯密既然致力于研究一切政府和法律的普世原则、把“自然正义”当作文明政府基础,那他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批驳“社会契约”理论,洛克因此无可避免地成为他论战的标靶。

   斯密赋予“正义”的使命再重要不过,它是社会大厦的主要栋梁,一旦缺失,人类社会“将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化成灰烬”{33}。但“正义”并非源自实定法(positive law),并非源自主权者的意志,也不是“人为的德性”(artificial virtue) {34}。正义源自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同情心和天然的社会性。人类趋向于社会乃是本性使然,是源自上帝的智慧,“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的人,就这样被自然塑造成适合她要生存的那个环境里的人”(TMS, P85)。

   尽管正义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并非出自它的效用,并非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当我们被自然的原则引导去增进某些凑巧是某一精巧开明的理智也会建议我们去追求的目的是,我们很容易把让我们得以增进那些目的的情感与行为归因于那理智(reason) ,把那理智当成是那些情感与行为的动因,乃至把事实上属于上帝的智慧造成的结果,想成是人类智慧的结果。”{35}“社会契约论”的错误正是亚当·斯密批评的“唯理主义”。

   休谟曾于1748年发表《论原始契约》专门批驳洛克和辉格党的政府理论{36},斯密在《法理学讲座》中对“原始契约学说”(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contract)的批评很明显是借自休谟,不仅论据一致,甚至举证的反例也完全相同。根据斯密,“原始契约”之所以不能作为政府和服从的基础,原因有三:

   首先,原始契约学说为大不列颠所仅有,但在人们从未听说过此学说的地方,政府也是存在的,比如波斯、中国、法兰西等地。甚至对英国大多数人民来说,契约学说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授,大多数人并不知晓。

其次,即使在政府初创时期,开始把一些政府权力委托给某些人的时候,那些委托者的服从可能是基于契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905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