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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婷: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与局限性

——兼论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的重构

更新时间:2013-10-27 20:00:17
作者: 丁婷  

    

   内容提要: 公司僵局是公司特有的治理机制导致的内部运行失灵状态,与公司纯粹商业意义上的经营困难无关。因此,解散公司、结束经营并非公司僵局的必然后果。虽然司法救济公司僵局具有必要性,但司法救济本身具有局限性,应保持一定的限度。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途径只有强制解散公司一种,这种以消灭公司为代价来解除公司僵局的救济方式,成本过于高昂。我国应拓展公司僵局司法救济途径,规定强制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强制解散公司只是在公司处于治理僵局且丧失经营能力时的最后救济手段。

   关键词: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局限重构

   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后在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在公司自身无法打破僵局时,给予公司僵局以司法救济符合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然而,公司僵局背后的实质是治理机制出现运行问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营管理困难,目前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方式是解散公司,这不仅与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不相称,还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应旨在帮助当事人克服治理中的自治失灵问题,解散公司只是最后的选择,依此来看我国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必要在制度和理念上进行重构。

    

   一、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现行规定及正当性基础

   (一)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现行规定与特征

   公司僵局概念发源于英美法系,学界一般认为:“公司僵局是指公司在存续运行中由于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且彼此不愿妥协而处于僵持状况,导致公司有关机构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而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事实状态。”{1}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制度:“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如果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即形成公司僵局,适格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根据此条规定,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特点是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途径只有一种,即法院判决强制解散公司。当然法院救济公司僵局,判决解散公司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第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般困难,并不能成为判决公司解散的事由,必须达到“严重困难“的程度,才能进行司法干预。第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所谓重大损失一般是指股东的这种损失不同于日常的经营风险,具有异常性,“公司僵局的发生不仅使得公司的日常经营陷于瘫痪,股东的参与、控制无从谈起而且股东的内耗和资产的浪费也会导致公司成本上升,使公司营利能力受损,股东对投资回报的期望可能转变为投资遭受损失的现实,事实上股东的所有合理期待均告落空”{2}。第三,公司僵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他途径可以是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和解来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僵局问题;也可以是通过第三人如政府、法院、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使争议双方化解矛盾。第四,有适格股东的请求。为防止公司陷入无休止的诉讼,也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并不是所有的股东都有资格提起解散公司的请求,我国公司立法对股东提起公司司法解散诉讼规定了持股比例限制。

   (二)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基础

   公司治理出现僵局时,允许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正当性首先在于公司僵局的危害性,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公司僵局对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危害是巨大的:第一,公司的利益会因僵局受到严重损害,公司在僵局状态下正常的经营管理陷入瘫痪,不仅公司的各种商机和发展机遇会被错过,公司的财产也在无谓的僵持中被耗损和流失。第二,公司僵局会导致股东无法行使对公司的决策权、收益权,“公司僵局被称为公司的‘自杀’行为—因为僵局状态不仅会造成公司瘫痪,阻碍公司发挥经济效用,严重损害股东的参与权和收益权,而且会引起经济上的灾难”{3}。而且公司僵局时,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比如掌握公司营业执照、公章、财务账册的大股东可能会阻止小股东对上述公司物品的使用。“公司僵局通常存在管理公司的股东控制公司的经营和财产,事实上剥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4}第三,公司僵局中因为公司无法形成有效经营决议,无法进行日常管理,偿还债务行为也无法进行,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处于事实上无法行使的状态;不仅如此,如果公司僵局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缴纳税收、无法正常为员工发放工资提供就业岗位、无法在市场上提供产品和服务,还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秩序的混乱。

   其次,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在于公司僵局当事人往往自身难以解决。公司是依法自治的私法人,公司出现僵局是公司内部事务,本来应依靠公司自己解决,但公司自我解决僵局却面临重重困难:期望股东、董事之间通过协商打破僵局是很难的,一旦股东、董事之间发生分歧、矛盾,或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进行激烈斗争,连有效决议都无法做出,再期望他们去妥协而打破僵局是徒劳的,甚至公司连解散而终止经营的决议都无法做出;此时股东退出公司的途径也很渺茫,各国公司法立法为了保持公司资本的真实而保护债权人利益,禁止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抽逃股份,虽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股权转让而收回出资,但在有限责任公司,各国公司法都对股权转让设置了需其他股东同意的程序,在其他股东不配合的情况下,这也使得股东通过对外转让出资而退出变得不现实。在理论上讲,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僵局做出预先安排,“法律可以承认公司章程或者以其他方式约定公司僵局的解决规则、方案,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章程对公司僵局的预防功能”{5}。但章程是股东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而对有关问题作出的预先安排,在现实生活中,股东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有限,往往不能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分歧作出合理预见并规定相应的解决途径,也不可能制定事无巨细的章程,因此实践中公司章程对打破公司僵局做出规定的少之又少。在公司自力无法解决经营管理僵局的情况下,通过公力救济进行干预便势在必行。

   再次,公司处于僵局时,允许司法机关进行救济的正当性基础还在于,公司是股东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长期性合约安排,股东既然可以基于获取股利等一定的目的成立公司,如果情事发生重大变更,导致股权难以行使、期待利益落空,股东当然应有权解除关系性契约而请求退出公司。“期待利益落空理论认为,股东一般基于一定的环境或情势成立公司,也可以因成立公司时的环境或情势发生重大变更而解散公司,但只有在发生特定事由导致其期待利益落空时,才可以请求解散公司。股东在成为公司投资者时,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特性及经营特征保持持续性,如果公司人格、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致使公司的投资政策、股东间的信任等发生重大变更,以至于股东的期待利益落空,就有必要承认股东此时有请求解散公司的权利。”{6}在股东靠自身难以解除关系性契约而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论,当权利遭受侵害时,提供畅通的司法救济渠道是保护权利的必然要求。学者也指出,公司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的局限性对外界介入公司内部管理产生了现实需要。公司已经成为各国经济活动的最主要主体,其存废枯荣,不仅关系股东对营利的追求、公司从业人员的生活,也与社会交易之保护、公益之维护及国家经济之发展息息相关,其影响可谓大且巨,实不便完全委由公司自律,而有加强国家公权监督之必要。如果任由公司自由存亡,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公司僵局时对利害关系人、社会影响巨大,此时外部介入公司治理成为必要{7}。

    

   二、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局限性之一:司法干预及解散公司的负面效应

   (一)公司僵局司法介入的局限性

   司法救济公司僵局的本质是公权力对公司私生活的干预。虽然这种干预是在公司自治失灵、自身无法解决僵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种干预具有固有的局限性:第一,司法权介入并不能保证较妥当地处理僵局纠纷。鉴于任何立法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漏洞,以及法官知识水平、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面的限制,司法权在介入公司事务中也可能会存在权力运用不当的现象。特别是公司僵局纠纷案件较为复杂,对法官在商业知识技能等方面提出较高要求。公司的正常运营需要在公司自治的前提下,由公司股东、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作出决策,而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只有身处其中的董事,而非法官,才是对公司经营决策的最佳人选{8}。法官只是法律专业人士,缺乏商业知识,对根据市场环境处理公司内部事务缺乏必要的经验,如果以法官的专业判断取代公司的商业判断,在僵局纠纷中盲目介入、干预、代替当事人决策,有可能不符合公司各方的利益需求而事与愿违。第二,司法介入有可能出现不良后果。我国司法介入并解决公司僵局的方式是解散公司,这首先会违背公司对效益目的的追求。解散公司时不仅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非物质的商誉财富会付之东流,被解散公司的资产将以折价方式进行分配,与正常运转中的公司价值相比会大大贬值。另外,司法解散公司有可能导致对公平正义的破坏。公司司法救济措施有可能被一些投机者利用,进而达到不正当目的。一些股东请求司法救济、解散公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真正的公司治理僵局,而是为了借助司法解散公司的诉讼而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比如,事先买入竞争对手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制造公司僵局,进而通过申请司法救济解散公司,以挤垮竞争对手。再比如,一些股东为了排斥其他股东分享公司利益,而故意不与其他股东合作,请求法院解散僵局公司,达到解散公司后利用已有资源另设其他同类公司的目的。

   因此,司法介入公司僵局纠纷,并不是解决纠纷的完美途径,是面对当事人无力解决问题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公司自治是公司运营的基本理念,因此在司法介入公司僵局纠纷时应保持公司自治与国家司法权力强制的平衡。司法介入必须适度、谨慎,“强调国家强制并不意味着对公司自治的削减或否定,更不意味着公权力可以任意侵犯私权的正当行使。司法裁判要努力实现两者之间动态的平衡”{9}。

   (二)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限度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限度与界限在于,司法介入公司内部事务应当谨慎并不侵占当事人应有的自治领域、尽量不损害公司制度的价值。公司能够通过自治解决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一般不要介入,司法机关即便为了弥补当事人自治的不足而介入,其前提也是尊重公司的自治权利,包括尊重公司当事人对僵局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尊重公司当事人在解决僵局过程中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而且不是出现僵局就必定可以解散公司,解散公司要考虑对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而谨慎判断,比如在英国司法实践中,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就可导致公司解散,法院认定解散公司要考虑的事实有:(1)公司行为侵害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规定的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事实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或“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等{10}。鉴于公司制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当事人有着巨大意义,因此公司僵局案件审理应以继续保持公司经营为最优选择去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法官首先应根据个案的不同特点采取措施推动当事人通过自治化解纠纷。正如离婚案件法官应注重调和家庭矛盾一样,法院审理离婚案件,调解应当是必经程序,在当事人确实无法共同生活的时候才解除婚姻。在公司僵局案件审理过程中,促进当事人和解也应是法官处理案件的职责之一。

   (三)我国司法强制解散公司—深度干预的负面效应

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手段是强制解散公司,这可以将处于困境的公司和股东解脱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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