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

更新时间:2013-10-19 11:55:05
作者: 周方银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会对未来的世界面貌产生深远影响。在当前国际格局的转型期,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定位,规划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以及中美两国根本利益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什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和主要阻力来自哪些方面?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其前景如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是什么?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这是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需要加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比较清晰和有效的解答,那么当有人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成功或者不太成功时,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评判,因为人们不知道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指什么,从而无法获得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可以分别从否定性的方面和肯定性的方面加以界定。

   1.否定性方面的界定

   即通过说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什么,来缩小新型大国关系的范围,从而使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延得到一定程度的明确。

   从字面上说,“新型”表明它不是“传统的”,即与以往的大国关系有所不同。它一方面意味着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同于人们所理解的传统大国关系,同时,作为这一推论的派生观点,[1]它意味着未来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权势转移也不同于传统的权势转移。[2]

   由于“传统”所必然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们不可能完全割裂历史和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全新的事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大国关系的全面和彻底的否定,而是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的一种有选择的否定和扬弃,即否定传统大国关系中一些明显不可取的方面,而对一些好的方面加以发扬和提升,从而赋予中美关系以新的面貌。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表明了一种希望和期待: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即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或国际体系中的一些根本性权力,它意味着中国不同于二战时期的德国或日本,中美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国不会以极度自私和十分粗暴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不会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颠覆整个国际体系的根基。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权力转移,那它会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新型大国关系也意味着,不管中美权势转移处于什么阶段,两国都将以比较积极的方式与其他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分享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

   中美都是亚太国家,新型大国关系的效应会最直接地体现在亚太地区。如果中美关系仍然沿用传统模式,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个相互对立的势力范围的存在,会造成两者相互强化的效果,其演化的效应,将把中美关系进一步锁定在传统大国关系的路径上。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亚太地区将不会出现被划分为相互敌对的势力范围的局面。

   近年来,虽然美国通过“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努力发挥传统安全盟友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并谋求发展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3]但中国并没有采取明显的与之针锋相对的做法。虽然中国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上立场十分坚定,但并无在周边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意图和举措。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不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如果在中美互动的过程中,美国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的外交理念,就可以避免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大国势力范围相互竞争的局面,而会最终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亚太地区没有势力范围,东亚地区未来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在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下,中美可以共同寻找和建立与势力范围不同的、可以持续地支撑起地区架构的地区安全安排。

   另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也不是传统欧洲大国关系中司空见惯的联盟关系。自二战以后,美国与其盟国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关系。[4]中国无论今后实力地位如何变化,都会努力坚持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不会以成为美国“小伙伴”的方式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而且,这样的联盟关系也不是“新型”关系。

   从否定性的角度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美双方行动范围的缩小和限定。如果随着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中美之间以及国际社会中能够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预期,它将对中美双方产生现实的约束力,这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将有效地缩小中美行为的选择集,使中美双方的行为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新型大国关系的肯定性界定

   从肯定性的角度,作为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它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它是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系。这里的稳定,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全局性的和长期持续的稳定,而不是作为权宜之计的、基础并不稳固的稳定。实现这种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是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分别明确对方的底线,并且不再试图轻易去测试或挑战这一底线。

   其次,中美不仅从行为表现上实现了稳定,而且从心理和观念的层面,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形成稳定和一致的认识。在这样一种稳定局面下,美国的行为将使中国不断“再现”对美方的既有认知和预期,中国的行为也使美方不断确认和“再现”对中国的既有认知和预期。这种一致性的存在,可以确保中美任何一方都没有轻易从现状偏离的动机,从而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参与者的策略互动。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即使这一路径的均衡一开始是脆弱的,也能得到较长时期的维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升双方的信心,减小其脆弱性。

   比如,如果中国相信,美国会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战略克制,不会过分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而美国的行为也与中国的这一预期保持一致,这就实现了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从而使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得到巩固和强化。

   再次,中美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实现一定的协调。这包括对地区安全、地区经济机制、亚太地区秩序的架构和中美关系的宏观结构等重要议题在政策层面保持协调。如果中美无法实现具有较大涵盖范围的政策协调,中美关系只是保持一种冷战或僵持性质的稳定,则这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稳定,并不是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在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陷入高度对立的冷战状态。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过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会经历几十年时间,其间还会出现实力对比变化的反复和波动。即使发生不同性质的起伏波动,中美关系仍能保持总体和平的态势,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关键特征,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要求。

   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既存在一定战略竞争,双边关系又能平稳发展,双方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平稳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战略竞争,就不需要新型关系;如果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不能实现稳定合作,双边关系被战略竞争所单方面主导,那么其形成的也不是新型关系。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战略竞争的负面作用受到有效抑制,[5]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双边关系逐步注入一些具有和好性质内容的关系。[6]如十八大报告所言,它是一种“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的关系。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在制度建设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努力,以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其功能是以对中美双方来说都相对较小的代价来处理和管控双边关系中的战略分歧和竞争性因素,并扩大双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积极因素。

   总体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在中美特殊实力关系下,双方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和彼此都能接受的、既合作又竞争、但竞争处于可控和有效管理状态下的关系。[7]它既是中美双方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利益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客观产物。它是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一种关系建构,是在中美实力不断接近过程中,对双边关系进行符合双方利益的有效管理的结果。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背景与动力机制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动力问题所涉及的是,什么力量会具体地推动其建设。进一步说,中美在什么情况下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性,在什么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积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积极性的大小问题。

   从现实角度,很难要求中美两国出于一种远大的理想和利他主义的动机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在中美之上没有更高级的权威和强制力量迫使它们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必须内生地来自中美两国,它的建设,从过程到结果,都是需要自我维系和自我实施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能够建成,将是中美两国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中美在博弈过程中实现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纳什均衡。只有如此,新型大国关系才是稳定的和可预期的,并在理性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只是中国政府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有其颇为深厚的时代和现实利益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战后,受到核武器的出现、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主权规范的深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深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国际体系进入了一种大国无战争的状态。[8]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国之间发生决定性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9]崛起国与霸权国很可能不再通过大国争霸的战争方式实现权势转移,但如何以其他方式来实现权势转移却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国无战争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会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这导致实力处于消长过程中的大国关系——如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与特征。中国总体上试图以和平方式崛起,与这个时代背景具有很大一致性。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也是这一新的约束条件下的产物。

   其次是全球化的发展。当前的全球化,是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全球化,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是对大国之间壁垒分明的阵营对立的否定,它使不同层面的大国关系不再呈现敌友分明的清晰态势,而是呈纵横交错的模糊状态。由全球化提出的全球治理问题,对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具有引导性质的规定。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将各国利益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普遍建立深入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契合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在当前具有合法性和时代合理性的政策主张。

具体到中美关系,双方已形成了一种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截至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占到美国的40%以上,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⑩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美国人民的生计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当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集中在政治、安全领域,而不波及经济问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而当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后果比较明显地波及经济领域时,美国国内将会产生回调的压力。虽然从战略和政治的层面看,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并不令美国十分满意,但如果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遭到破坏,会使美国失去重要的出口市场,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866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