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

更新时间:2013-10-19 11:55:05
作者: 周方银  
甚至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政策约束因素。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颇为尴尬的情况是,即使在美国试图迟滞中国发展、阻碍中国影响力上升,并对中国施加较为强大的战略压力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仍然继续加深。中美在三十多年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以并非有意的方式已建立起一种双方无法回避、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无法解脱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这一相互依赖关系为双方都带来了重大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双边关系的现实发展路径。[11]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区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表现为,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阻碍了均势机制在东亚发挥作用,即使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本地区的联盟结构依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依然十分稳固,甚至有所强化。另一方面,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具有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12]东亚二元格局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这使中美之间、中美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关系,以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从利益角度,地区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一方面存在难以回避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相互利益卷入的深度,以及利益在地域上波及面的广度,两者之间需要维持一个最低水平以上的合作关系,这既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持地区局势平稳发展的需要。

   以上几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不同的动力。另外,阻力也是动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阻碍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一种反向的动力,因此也需要加以考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及美国对这一进程的抵触情绪。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体现为在世界各国的力量排序中处于第一的地位。与全球霸主地位相对应的,是美国在现有体系中具有超出其实力占比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建立和维护的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安排,通过这一安排,美国一方面获取实时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保证其长期利益的实现。[13]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并不希望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平稳进行。

   其次是对国际地位的竞争。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不仅追求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还追求国际地位。国际地位是一种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它的价值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来体现。高的国际地位具有内在稀缺性,使国际地位的竞争从而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14]当然,如果国际地位可以通过多个维度来体现,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或减轻其零和性质。某种程度上,美国认为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是全方位的,因而十分在意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造成的冲击。

   此外,与国际体系中的权势转移相伴随的,往往是体系中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这比较多地体现在国际体系中规则和秩序的安排上。虽然目前尚不明确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国际秩序安排、国际规则的变化会给美国造成多大的利益损失,但对美国来说,即便具有发生这种转移的可能性,也是它不愿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美国总体上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权势转移,其次,即使这一权势转移由于内在力量的推动不可避免,美国也会努力迟滞其来临,并试图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损失。

   对美国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持续地从亚洲这个最重要的增长中心汲取力量。一味打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一味与中国合作而放弃打压、防范与限制的接触政策,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足以反映中美关系利益构成的复杂性。随着中美竞争的长期化,美国为避免自身国际地位从长期上相对恶化,其持续从亚洲地区吸取力量变得更加重要,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美国难以避免的政策选项。

   对于中国来说,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完全让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防范(毕竟这不太现实),而是一方面夯实中美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加以有效的限制和管理,[15]避免中美关系中竞争性因素的影响蔓延到双方关系中更为广泛的领域,避免对立因素的扩大化特别是全面化。如果这一努力获得成功,将使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形成更稳定的预期,并产生更大的信心,而不是在推进合作方面不敢或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之外,中国的和平意愿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当人们认为中美可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时,其基础不应仅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仅仅取决于时代背景与国际体系等外部环境因素,那意味着不仅是中美,而且任意两个大国在当前的背景下都可以轻易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支撑性的因素,即除了外部环境以外,中美自身的特殊性质。由于美国迄今并未与其他大国建设成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就显得相对重要。

   虽然中国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论述,但我们总体上认为中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传统上看,中国即使在自身实力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往往也只追求相对有限的对外目标。对于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原王朝的这一特性,即使是敌对政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方面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临终遗言。李元昊与北宋征战多年,他善用阴谋诡计,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是一个高度的现实主义者。他在临终遗言中叮嘱其子李谅祚说:“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16]这里的中国即指北宋。显然,李元昊关注的重点,不是北宋与契丹(辽国)的实力问题,而是认为北宋与契丹在国家性质上存在实质性差异,即使李元昊曾与北宋进行了多年相当残酷的战争,[17]他依然认为北宋是一个“仁慈”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也是存在性质差异的。[2]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外交传统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对其进行吸收和借鉴,使之对当前的时代和国际背景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如何发展,是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还是往消极的方向发展,主要取决于动力与阻力相互抵消后的效果,即中美关系中的边际力量是往积极的方向推动,还是往消极的方向牵引。这个边际力量即使在每一个时期显得相对微小,随着时间的累积,也会使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产生越来越大的方向性差异。

   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进一步加大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心理和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同时,它也增强了中国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基础,使美国在采取强硬行动时有所顾虑。在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美国采取同样力度的施压政策,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将会逐渐降低,这或许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加大压力,以实现既定的政策效果,但也可能推动美国的政策往克制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美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战略上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保证,相互采取一定的安抚和善意政策,在动力和阻力的效应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就可以产生比较重要的效果,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一政策的效应将得到放大,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也会逐渐得到夯实。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路径和前景

   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是成功的,中美并没有不可逆转地走上敌对的路径,未来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进程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方式

   目前,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主要还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即使在经济领域,中国也只是在逐渐缩小与美国的距离,离中国经济实力与美国大体旗鼓相当乃至超越美国,还比较遥远。在这种态势下形成的东亚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二元格局,客观上为中美权势转移提供了一个缓冲和过渡的阶段和状态,也为中美提供了比较大的战略周旋空间。

   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发展变化越来越接近权势转移的关键阶段,对双边关系进行管理的需求与压力将呈增大之势。一旦经济领域的权势转移更加具有决定性,或者,与经济领域相似的权势转移过程在军事安全领域也比较快速地展开,中美之间因权势转移而引发的内在紧张就有可能升级。为此,中国需要掌握好其中的变化节奏,避免这一过程以十分意外的方式发生,以保持这一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可以通过较为有效的意图阐释、认知调整、行为改变以及制度安排等领域的创新,与这个实力对比的变化过程进行有效适应,从而使其以更为平稳和对双方更少伤害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前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还处在初期阶段,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考验还没有真正来临。当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围绕南海、钓鱼岛等方面的领土、领海主权权益的争议,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初步考验。如果中美关系能平稳地通过这一考验,则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具有了初步的稳定性,并能使人们对它的建设产生更大信心。

   2.东亚地区格局的影响与制约

   中美权势转移首先和到目前为止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从而使这一转移过程具有了与历史上不同的较大的柔和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中国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方面十分坚定,使美国及其盟国试图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十分困难。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无法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也并不能抵消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中美任何一方试图在亚太地区获取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综合优势的努力,都会面临来自另一方应对措施的反作用,从而导致其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被抵消。其结果,如果中美把政策重点放在实力竞争上,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双方在不同领域实力僵持的局面将难以改变。

   近年来,美国虽然通过再平衡战略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一种看似对美有利的战略态势,但这些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力量对比的长期走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所采取的一定的反制措施,美国的亚太战略将越来越难以实现其战略需求,其效用将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大幅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并不容易,但即使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不扩大,甚至有所减小,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因此,总体上说,即使有边际上的变化,东亚二元格局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依然会保持稳定。

   若中美均遵循相互竞争的逻辑,则双方都无法打破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这种竞争僵局的存在,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某种理性基础。从根本上说,在复杂利益结构的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会是中美之间不经过一定程度不同形式的较量,就积极主动相互示好的产物,这样的结果既不会轻易出现,从内在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从现实来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战略僵持状态的结果,是中美任双方都无法实现自身理想意图的产物。没有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其对世界事务越来越力不从心的主观感受,中美对中国实力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将处于上升通道的战略预期,以及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在崛起后会保持比较高度的战略自我克制”这样一种判断,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对中美双方来说都将是不可想象的。

   3.中美认识的汇聚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中美如何在面临较为困难的战略竞争的局面下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866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