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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精英斗争与国家理论——《国家与权力》中译版代序

更新时间:2013-10-19 09:59:34
作者: 郦菁  

    

   作者: 【美】理查德?拉克曼 / Richard Lachmann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States and Power

   译者: 郦菁 / 张昕

   出版年: 2013-9

   页数: 163

   装帧: 平装

   丛书: 东方编译所译丛

   ISBN: 9787208115996

    

   一、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变量

   查尔斯•梯利曾经断言,资本主义崛起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是近代历史最为重要的两个事件。[1]尽管如此,前者似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相关的笔墨论战至今仍在学术界不断上演。相比之下,社会科学从经典理论时代开始,始终缺乏独立的国家理论。不论马克思还是韦伯,都把现代国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更为本质的核心机制所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国家无非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工具,代表资产阶级来进行阶级统治;而韦伯则把现代国家等同于职业官僚体制,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科学制度相拟类,都是“新教伦理”所孕育的理性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2]。二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转向美国之后,美国社会对于国家的普遍敌意更是阻碍了对于国家本身的细致剖析,更不用说把国家放在一个历史比较的视野中来进行考察了。在社会学内部,无论是帕森斯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国家持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区别仅在于国家这种“工具”,是为社会系统的整合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维系服务。在政治学内部,对于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过度关注实际上也消解了国家,国家大多数时候仿佛被多元利益集团、选民和政党或穿透或俘获了,只作为一个淡漠的背景而存在。易言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能量,也无法改变具体的政治利益结构,当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变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发展和欧美国家普遍的政治经济危机催生了理论上的新动向。首先是新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于国家的再认识。普兰查斯(Poulantzas)以及随后的多位学者率先提出,国家并不总是阶级统治简单而被动的机器。1969-1970年间,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米利班德(Miliband)和普兰查斯还就国家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在《新左派评论》上展开了激烈辩论,影响甚广。[3]其后,杰索普(Jessop)对这场辩论进行了综合,转而提出国家作为一整套制度的集合并不是铁板一块,其组织形式和功能也不是事先给定,而是在阶级之间的具体政治斗争中不断被重构。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国家权力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并不总是代表资产阶级,也并不能一贯维持资产阶级的霸权。在此过程中,国家建立了自在的制度结构,也拥有了多样的社会基础,从而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独立于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4]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场有关国家的讨论中避免了决定论和简化主义的弊病,也指出了阶级斗争并不能独立于国家而是要改造国家,但是这一理路还是受缚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议题,也没有激发出高质量的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一些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学者似乎更深入地探讨了同样的问题。1985年斯考切波(Skocpol)等学者在“找回国家”一书中提出:以往的思路,不论是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是以社会为中心(society-centered)来探讨政治权力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autonomy)和国家能力(capacity)。因此,他们倡导进行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转而以国家作为分析的中心(state-centered)。[5] 国家的自主性来自其独立的行政资源、信息渠道和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因此国家并不总是代表主导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是要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制度也会反过来形塑社会,影响政治集体行动的形式,政治团体的形成和政治议题的具体话语等等。梯利在此书中应和了这一观点,此后又在他处详尽研究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社会运动的形式以及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等等议题,进一步阐释了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资本密集还是强制力密集),以及由此而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如何长久地影响社会,如何塑造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模式。[6]更早一些时候,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专门分析了国家自主性的起源、机制和对于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入精当,不仅指出了国家的自主性同时有赖于专制的权力和基础制度性的权力(despotic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还提出了国家所构建起来的基础制度性力量如何不断消散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相互增强的历史运动。因之,“拥有较强国家的社会相较国家力量较弱的社会,生存能力要强的多。”[7]

   马克思主义者和比较历史研究学者尽管对于国家的性质认识不同,但就国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一点,还是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这一理论转向是否足以构成研究范式的转换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两点对于之后的实证研究来说影响深远:首先,国家以其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利益和制度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场域,是一个需要被打开的黑箱;再之,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一步形塑了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方方面面。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学者和读者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议会民主体制中的社会科学家们来说,确实一个十分晚近的学术动向。

   而本书的作者理查德•拉克曼与这两个学术传统都有深厚的渊源。他本科毕业于七十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激进的学生运动在经历了六十年代的高峰之后固然已经有所消退,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拉克曼曾多次提到他早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通读了安德森、沃勒斯坦、普兰查斯和后文将提到的米尔斯等人的著作。至今他仍激赏马克思的一篇著名的历史评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其中专制君主利用各类精英和各社会阶级相互僵持的局面来筑固权力的例子,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对国家和精英理论的再思考。随后在哈佛社会学系攻读博士的经历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视野,而斯考切波和帕吉特(Padgett)等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也言传身授,促使他将不同的理论路径参互以求,形成自己独特的精英斗争视角。他的前两本书[8]主要关注梯利所言之第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欧是如何兴起的;这本书和他目前正在写作的美国霸权衰落的问题则更关注第二个问题,回到了国家本身。

    

   二、何谓国家?

   讲到国家这样宏大的命题,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定义的问题。当然定义本身不可能也无需面面俱到,而恰恰是为理论之展开和实证之铺排服务的。

   韦伯最早将国家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领土内对合法使用暴力拥有垄断权的组织”[9]。而梯利则进一步认为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力的组织,有别于(底层)的家庭和宗族组织,并且在一个实体的领土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对其他所有组织都具有主导权”。[10]然而,韦伯和梯利所定义的国家显然无法排除历史上的多种政治组织形式,包括拉克曼在第一章所涵盖的前现代政权组织形式,比如城邦、帝国和封建制。而本书所致力要研究的,只是十六世纪从西欧开始兴起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兴起之后,几乎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了经济和政治的方方面面,并依照新的逻辑把社会重新组织。从最为表面的制度安排来说,现代国家也许可以用以下的特征来概括:

   1)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中心可以调用的资源和强制力远超过历史上的政治组织,越过中间代理人直接从个人手中攫取资源;

   2)有一系列功能分化的制度和相应的人员配备,通常通过现代官僚制度来加以组织;

   3)垄断强制力,有一支依靠征兵制、由国家财政供给的常备军;

   4)在一明确的领域内行使主权,垄断立法、司法和其他形式的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权力,并以武力垄断为后盾。

   当然,“现代国家”还可以在功能、制度和结构等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而不同国家理论的侧重自然各有不同。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者视国家为统治的工具,显然是把分析的重心落在功能层面,因而普兰查斯才痛批米利班德等人的“功能主义”倾向。而斯考切波等在历史比较的实证研究中,实际上把国家作为一系列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制度/组织来理解。这无疑是用韦伯来解马克思的毒,但是对于制度的关注使得斯考切波陷入过于纷繁的历史细节,因而她始终没有脱离碎片式的事后局部解释,而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建树。[11]梯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于国家的理解也是制度导向的,但是他得以从历史研究中跳脱出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形成的一般理论。此外,斯科罗内克和卡朋特[12]等学者还进一步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官僚制度,走的是一条更加韦伯式的道路,对于其他的政治行动主体似乎关注不够。

   相比之下,拉克曼对于现代国家的特征作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补充,即5)只有当原先独立自主的各类精英进入国家,并把他们所控制的制度性资源带入国家之后,国家才得以扩张权力,成为现代社会的利维坦,替代了其他社会中间组织。如此,现代国家之外几乎不存在独立的精英集团,亦没有独立的权力中心足以挑战国家的权威。因之,国家才得以深入地渗透社会,对外扩张,而古老的帝国和城邦则逐渐被迫重组为现代国家的新形式。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前现代社会旧精英的激烈斗争。精英们在这场斗争中或是被消灭,或是和其他精英达成政治妥协进入国家,或是被收买或去势成为附庸。而这种精英斗争的具体结构,将极大地形塑国家的能力、制度和内部权力关系,也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国家内部精英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精英进入国家之后,并不意味着精英斗争的休止。精英们也许让渡了制度资源,但也可能获得新的制度资源;旧的精英也许被消灭,但新的精英始终在生长。其结果是,现代国家始终还面临着分裂和崩溃的危险。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之一,是灾难、战争和动荡的根源之一,特别对于后发展国家更是如此。

   拉克曼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是一种结构性的视角。国家不仅仅是一组功能的组合,亦不局限于具体的制度和组织;国家首先是一个场域,一个权力斗争和整合的领域。而关键因素始终是国家内部精英关系的结构——即,到底是只有一种精英统摄局面,还是有两种或多种精英处于或联合或斗争的状态。这一结构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力量和自主性。而国家具体的功能和制度始终是第二位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精英结构所决定的。这一切入国家的视角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修正,又避免了历史研究对于史实细节的纠缠,使得不同国家形态在跨国和跨时两个维度的比较明晰而可操作,亦可以深入分析国家在塑造民族和公民、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建构民主制度和现代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政治逻辑。这正是拉克曼希望通过这本著作来展示的方法。

    

   三、精英斗争理论

   在深入探究如何用这种结构性的精英视角来研究国家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并考察一下他的理论渊源。

首先,拉克曼始终认为:精英——而非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甚或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或专业官僚——才是推动历史的主要行动主体(agent)。所谓“一类精英”,在他看来“是一个统治者集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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